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荣岁月里，邓小平是缔造这一奇迹的“魔术师”。由此，邓小平也成为海内外研究的重点人物，以哈佛大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为代表。不过，傅高义毕竟是学者，并未与邓小平有直接的接触。

　　亲历者会如何解读邓小平？在与邓小平有过长时间交往的政治家中，李光耀和基辛格最有资格对邓小平做出评价。

　　基辛格作为美国政治家与“中国通”，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对“邓小平魅力”的描述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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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空出世的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是党内重要领导人，但由于建国后的“三落三起”，很长时期内他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自然国外对他的了解也就不多。基辛格说：

　　邓小平的仕途不胜坎坷，也令人难以置信。1974年邓成为美国的主要会谈对象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1973 年毛泽东不顾政治局激进分子的反对，亲自干预，恢复了邓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毛泽东还一反常态，对邓在文革中蒙受羞辱表示歉意。

　　一开始，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分歧让基辛格倍感困惑：

　　1977 年邓小平又一次在被打倒后复出。1979 年 4 月我访问北京分别与华国锋和邓小平会面。两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体系和实践方面的分歧如此明确，我还是唯一一次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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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Style

　　邓小平的风格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让基辛格最初难以适应：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画，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他个子矮小、 身体结实， 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 也觉得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以寓言为包装来掩饰锋芒。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 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

　　在西方人眼中，中文是意境高深的语言，但邓小平却喜欢“大白话”。有时候，邓的直白和坦率令基辛格感到震惊，他毫不避讳谈自己的“短板”：

　　周恩来偶尔说几句英文，邓小平则自称“土包子”，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在与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交流时，邓说中国是穷国，需要向澳大利亚学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坦率过。邓要澳大利亚访客不只看中国的成就还应该看看中国的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是第一人。

　　邓小平说：

　　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1984 年邓小平说：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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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是邓小平的关键词

　　不打不相识。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赞誉与日俱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

　　邓小平改变中国的“魔术”究竟是什么呢？基辛格如此点评：

　　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的先例，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他让下属去创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支持。

　　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现实世界中。邓小平设法断然结束了 19 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堪中国借鉴的辩论。他坚持中国应更强调“专”而不是“红”。

　　在晚宴上，邓小平说权力下放十分重要。但他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有什么好怕的”，文革的危害将永远结束。

　　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忍耐力。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他强调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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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历史厚重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他责无旁贷。1979 年邓小平对基辛格说：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

　　谷牧等人欧洲考察的“中国落后 20 年”结论，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紧迫感。邓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也深深刺激了。李光耀说：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我说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我就会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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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见和勇气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是兼具远见和勇气的领导人：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看。

　　由于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总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等职务，邓小平非常具有“大局观”。正如他 1978 年开启改革开放之门的演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表明的，就像邓小平喜欢的金庸小说里面说的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他决心“团结一致向前看”而非沉湎于过去的恩恩怨怨。邓小平访日期间的“高姿态”令日本社会震动。基辛格说：

　　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

　　最能体现邓小平勇气和魄力的事情是“教训越南”。

　　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

　　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 30 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中越边境战争意义深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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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遗产

　　从 1990 年初邓小平开始逐渐淡出高层，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考虑到邓小平的特殊份量，他退休之前必须留下政治交代。

　　邓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留下几句指示，文字言简意赅只有 24 个字：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但是他对当时的政治气氛和陷入停滞的改革仍然感到忧虑。在这种气氛中，已经退休的邓小平 1992 年进行了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这次视察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 20 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改革开放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左”的东西在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基辛格充满敬意地写道：

　　对邓小平这样的活动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表白：“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