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圈地运动使得小农转化为了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建立和扩大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

　　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于近期推送了《放开对粮食价格管制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优求解》一文，对此文，有读者表达了不同意见，譬如这位读者就说：是不是还得放开资本下乡，让资本去搞土地兼并呢？

　　我的回答是，“为何不可呢？就英国的圈地运动，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圈地运动使得小农转化为了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建立和扩大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正如上述回答所表明的，英国的产业革命与圈地运动确实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

　　以研究美国民主而闻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英国行记》一书里就曾指出，“英国人仍然深受老一套教条的束缚，其实这些东西最不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大地产制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托克维尔的观点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的有力支持。

　　麦迪森比较了中国和欧洲从公元1世纪到18世纪的经济走势后发现：以1990年美元估价的人均GDP，在1世纪到10世纪，欧洲为550美元，中国只有450美元。这种位势直到宋朝建立时才发生明显改变，当时中国仍维持在450美元，而欧洲则下降到422美元。300多年后即公元1300年，欧洲经济结束长期停滞状态，表现出增长态势，但同期的中国表现更为强劲，当时欧洲的人均GDP提高至576美元，中国则高于600美元。这种位势直到康乾盛世时期的1700年时，才再次发生位移。当时的中国经济仍维持在1300年时的水平，但此时的欧洲人均GDP则提高至924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呢？事实上，这种现象的背后跟土地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自由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元5世纪，欧洲步入中世纪，在这一时期大片未耕土地被个别家族吞并，且在长子继承法下，排除了将这些土地重新分割的可能。动乱年代，大领主们忙于捍卫领地，或盘算着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和势力范围，没有闲暇去顾及土地的耕作和改良。大领主下面占有土地的人全都是可以随意被大领主退佃的佃户，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这种制度，阻止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不能拥有财产的人而言，正如亚当·斯密所说“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之外，再没有其他利益可言”。没有劳动积极性，没有竞争，社会增长自然会停滞不前，这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典型特征。中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在一个农业社会，低水平的产出，决定了其可承载的人口必然有限。

　　这一切随着一场运动的到来而逐步改变，这场运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从圈地的内容来看，这场运动又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条田的自愿置换为主要内容的圈地阶段，第二阶段是以抢占公地为主要内容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对其他小土地主、农民土地的兼并为主要内容阶段。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阶段。要提到这场运动，则不得不要追溯到日耳曼人入侵英格兰说起。占领英国后，作为占领者的日耳曼人自然的也将它的很多理念带入了这个国度，譬如：公平。基于平等原则的考量，日耳曼人对当时英国的土地予以了重新分配。我们知道土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有干有湿，可谓是各个不同。正是因此，日耳曼人为了公平起见，于是给每个人一小块肥的、一小块瘦的，一小块远的、一小块近的，一块干的、一块湿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几块小土地，且散落于各处，而不是连在一起，这样分散的小块土地，被称为条田。这种制度固然有利于公平，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分散的土地显然不利于个人耕种，也不利于大量机械设备的推广和应有。（这也正是我国当前土地政策——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思想渊源）也正是因此，马克思就曾指出这种土地制度“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正是这种制度导致当时英国的生产力的落后、农业产业效率的低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3世纪时人们开始通过互相协商对换或买卖的方式，以便于土地的集中，这就是最早的圈地运动。当时的圈地完全是自发自愿的。

　　第二阶段是对公荒地的圈占。包括英国在内的当时的欧洲，与我国周朝时期的体制是相近的。那时候的英国，领主占有他管辖区域内的土地，除了各级领主自己经营的土地外，其它土地给农民租种，成为农民的份地。这两种土地之外还有一些公用地和森林沼泽等荒地，这些公地和荒地法律上当然也是领主的，但实际上是公用或无主的。当大块的土地紧缺时，大家就打上了这些公地和荒地的主意，领主或佃农都有圈占为己用的行为，在土地不缺的地方，这种占用也相安无事，但是在一些土地紧缺的地方，就不能随意占了，佃农和领主们就要互相协议，比如领主要占一块，就给佃农一些补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就这样通过协议、在王室和领主的法律框架内圈占了，但也有少数补偿不到位或者不补偿就强占的，引起了暴力冲突。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颇有春秋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的神韵。随着土地的集中，大土地主也愈发肯在他的土地上进行投入，这些投入包括耕地的改良，更能提高生产率的农具的发明创造、品种的培育，以及管理和作业方式、方法的改进。结果是，从1750年开始，各大农场的粮食产量明显有了大幅提高。艾伦据此认为“这也就反映出圈地建立大型农场对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在议会主导下的圈地运动遂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阶段则始于15世纪。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但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与英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欧洲大陆西北角的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并形成了当时西欧的工业中心。由于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业的繁盛，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这时，西欧大陆自身的羊毛产量已远不足以应对这种需求，于是羊毛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了作为传统养羊大国的英国，这就使得英国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这时的英国，除了要满足国内的需要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求。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而养羊则需要大片成片的土地。在该阶段的初期，贵族们延续了第二阶段的路径，仍以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为目标。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仍然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以此将这些土地变成养羊的牧场。

　　最初，这些受剥夺的农村居民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和流浪者。但随着养羊贵族原始资本和纺织技术积累的完成，那些随之逐步资本家化的英国贵族们，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羊毛这一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为了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他们开始逐步涉足毛纺织，虽然那时还只能算的是工场手工业而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壮大，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于是，这些人口便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并重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从土地转让中获得的一些微薄的资本，投身于工业生产，从而加入了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队伍。更多的人则违心地摆脱陈旧的传统习气，为了生存不得不受雇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提供。从而形成了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大军。更为重要的是，“圈地运动使得小农转化为了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建立和扩大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