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指出，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必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问题在于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我们认为，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培育。而国内市场的培育，其重心又在于国内消费。而国内消费的重点则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国民收入增长计划的实施。就这点而言，当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可给当前的“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在朝鲜战争影响下，日本成为了欧美位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地。借助美国的支持，日本经济实现了迅猛复苏，至此不仅完全从二战中复兴，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到1955年时，日本工矿业生产水平就高出战前水平90％。日本将这一繁荣，称为神武景气（Jinmu boom）。但与此同时，整个日本社会却并未因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就此稳定：一边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另一边则是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的并存，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的现实——

　　当时的日本，由于无形中被定位为战需物资供应地，产品主要顾客为欧美军方。而国内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没有形成一个与之匹配的国内市场。当朝鲜战争结束，欧美军方的采购量大幅下降时，其麻烦也就不期而至了。在当时，日本通过技术引进等手段，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大量生产。但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结束，欧美采购量遽然下降，又出现了产品严重积压。一时间失业率暴增，劳资关系紧张，整个社会极端不稳。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而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则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到1960年时，更因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的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面对这样的困境，日本政学界一时间束手无策。作为当时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后藤誉之助就认为，经过战后高速增长恢复后，日本经济将不会再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他的观点得到了政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下村治则批驳了这种悲观论，他认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具有极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对于日本而言，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国内市场的疲软问题的解决，首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下村治预判道：只要能够解决好国民收入增长问题，那么日本经济必然可继续阔步前进。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政治家池田勇人的赞赏，当池田当选首相后，便将下村治的建议纳入了政纲。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该计划的核心思想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当时的日本政府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要想达成这一目标，首先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时日本政府所拟订的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计划、养老保险等。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其次在于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池田内阁于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按照该法，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这一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再次就是全面减税。池田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总量上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并将其保持40年之久，直至2009年为中国所赶超。而国民收入方面，其增长率也高达340％。得益于此，日本社会由此形成了一个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

　　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前后的变化，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前后比较，无论是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首在于该计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池田和下村们深懂得市场经济的科学其实就是人的科学，市场经济就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是旨在于推动人的消费。只有解决了居民收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需求问题，经济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可持续发展。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有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的发展才会井然有序。反之，用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目标，不对人们的收入做出规定，财富分配秩序必然失序，经济发展也必然会为之失衡。这就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国当前的“国内大循环”战略实施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