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两大障碍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形成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问题事实上透照出了解决的路径。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关键词阅读:“国内大循环”

责任编辑:Robot RF1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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