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虽有众多高校，但正如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所坦承的，“广州拥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但最大短板是科技的转化。面临这种困境的不独广州，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名校云集的城市，莫不是如此。当然，合肥可能是个例外。

　　最近，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90多名科研人员于6月份集体提出离职。一时间将合肥这座城市推倒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这并不妨碍合肥是目前中国众多城市中，最接近于斯坦福大学-硅谷模式这一事实。

　　集聚区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说是每个国家、地区、州（省）乃至大城市经济的显著特征，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更是如此。譬如，硅谷和好莱坞，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集聚区了。

　　集聚区之所在能够于一个全球经济竞争强度日益加强的互联网时代里，获得如此强大的竞争力，其关键就在于其获得的区位优势——他们拥有那些远方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知识、关系和动力。这些知识、关系和动力，又在提升以集聚区为基础的企业的生产率；推动企业的革新步伐，支持今后的生产率增长；及促成新企业的创设，这三个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集聚区自身及区内企业的竞争力。

　　生产率提升方面：作为集聚区的一部分，它允许企业去获得各种投入品，如得到信息、技术机构的配合，以及衡量和激发发展改良上更富成效地运作。在这里，富有潜力的企业，可以利用业已存在的专业化且富有经验的雇员储备，从而在吸引新雇员时，降低他们的搜寻和交易成本。同时，集聚区还可为这里的企业，提供纵深的、专业化的供应商。从本地而非远方的供应商那里获得投入品，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更重要的是，由于地域接近，促进了交流，并使供应商能够提供附件及支持服务，如及时的排除故障，减少待工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的企业，可获得大量的公共物品，如信息和技术的储存以及集聚区带来的声誉——人们通常会倾向于认为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具有质量的保证——而这些都可给企业带来高额的附加值。

　　除了有助于提高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率外，集聚区在公司持续改进其能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集聚区中其他实体持续的关系，能够帮助企业及早获取关于技术、先进元件、机械供应、服务和市场的概念等等。这些认知由于现场参观的便利，使经常面对面的接触得以推动。

　　此外，集聚区对创立新企业具有诱导性。个人在集聚区内工作，会更容易发现在产品或服务中的供给缺口，从而使得他们围绕那些产品和服务来创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方，所需的资本、技能、投入品以及员工，在集聚区通常是随时可得，只等有洞见力的企业家，来将这些要素予以组合成一家全新的企业。

　　就集聚区的形成，迈克尔.波特倾向于认为，其根基通常可追溯到其历史背景。如在马萨诸塞州，数个集聚区都发端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完成的研究。而世界最为知名的集聚区——硅谷，就发端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

　　早于1930年代中后期，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威廉·休利特的硕士论文《可变频率振荡器的研究》获得了其导师弗雷德·特曼教授的欣赏，特曼认为这项研究不能束之高阁。他认为这项研究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于是鼓励休利特将其变成产品。1938年夏，被特曼教授说服了的休利特，联合好友帕卡德，利用特曼教授借给他们的538美元，在一间车库里开始了创业历程，日后世界闻名的惠普公司就此诞生。休利特利用其论文的研究成果，研制成功了惠普第一台产品：阻容式声频振荡器。其后，又相继生产出另外几项惠普早期的产品，诸如谐波分析仪及多种失真分析仪。这些源于休利特研究成果的产品，一经诞生就在工程界和科学界中大受欢迎。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就曾订购了8台振荡器，用于制作动画电影《幻想曲》。

　　受惠普成功的鼓舞，特曼在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后，决心在学校的土地中划出579英亩，以帕洛阿托为中心，创建一个高科技的“斯坦福研究区”——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工业园区。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硅谷”，特曼因此被称为“硅谷之父”。在惠普成功的号召之下，到1965年斯坦福研究园区正式建成时，这里已集中了近70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天，包括英特尔、苹果、谷歌和脸书在内的世界知名高新企业，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斯坦福大学。

　　遗憾的是，中国虽有众多高校，但正如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所坦承的，“广州拥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但最大短板是科技的转化。面临这种困境的不独广州，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名校云集的城市，莫不是如此。当然，合肥可能是个例外。

　　随着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核聚变重大装置等一批科学基础设施落户合肥，合肥已成为京沪以外重大基础设施最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的风口，合肥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风向标。目前，合肥已初步形成智能语音、服务机器人、智能硬件为主的，多元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跻身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阵营。

　　而合肥之所以在高新技术领域得以长足发展，与身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有着因果关系。以往，安徽的发展多靠东部地区引领，目的是旨在于接收来自上海及江苏的辐射和红利。但在历史的磨合中，合肥和中国科大形成了某种自洽，互相成就——当学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合肥像当年的帕洛阿托一样，开始承接学校的“溢出效应”，科大讯飞及由此带动的智能语音产业就是典型案例。合肥又恰好把握住了这种效应，几年发展下来，基本形成研究型大学、科研平台、科研人员、创新企业聚合发展的“类斯坦福大学-硅谷”科学生态，走出了一条由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的边际效益递增的创新发展之路。正是这种“类斯坦福-硅谷模式”，为合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

　　当然，要想在全球市场有着更大作为，要想将合肥高新区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硅谷，合肥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生产率取决于区位竞争的微观基础。正如迈克尔.波特指出的“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沓的办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运转。”

　　因此，也就决定了合肥市政府的角色有从新定位和定义的必要，他们必须确保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积极而正面的竞争规则，以便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来促使经济的成功。最后，政府应促进集聚区的形成和完善，改善和集中那些对相关企业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以此来努力创造提高生产率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