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福布斯看来，1982年根本就是个新旧时代的转折点。那么，这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里根和沃尔克正在通过货币政策实施休克疗法。得益于沃尔克的这套政策，激活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造就了一轮大创新，使得美国彻底从1970年代的失败中走了出来，并重新领导世界。

　　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于欧美国家的人民而言，公元1982年实在是个太平凡的年份。这年可供大书特书的大事，委实不多。但于《福布斯》杂志的总编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而言，这一年却是个意义非凡的年份。在其2009年出版的《how capitalism will save US》一书里，他就这样写道：

　　也许某一天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惊讶的发现，1982年-2007年这些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便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广泛应用……

　　正如摩尔和西蒙写的，“商品的供货能力提高了，价格却变得容易接受了，各式商品应有尽有，即使是美国最穷的人，也选择颇丰，他们甚至可以购买到1个世纪前，连洛克菲勒或是范德比尔特这些的超级富豪都无法买到的商品。”

　　也就是说，于福布斯看来，1982年根本就是个新旧时代的转折点。那么，这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福布斯在该书给出的答案是：里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经济改善的政策。

　　这其中就包括保罗.沃尔克在金融领域里的“革新”：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将联储会长期奉行的以控制利率为目标的行为，变为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方式——长期以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以控制利率为目标，他们绝对不能忍受利率大幅震荡，但沃尔克却将注意力转向了货币总量。

　　自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胀率和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沃尔克采取的办法是不断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到1980年4月，联邦基准利率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21％。但同期的年化通胀率仍居高不下，高达15％。

　　对此，媒体对沃尔克的操作无不是嘲讽和谩骂。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就认为：“沃尔克是一个赌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却押注甚高。”

　　1980年11月4日，卡特败给了罗纳德·里根，而无缘连任。卡特索性将败选责任归咎于沃尔克。他回忆说，“当初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时，经济顾问就警告过我。没想到，沃尔克将利率提升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导致经济衰退，成为我寻求连任的负面因素。”而在此之前，卡特一直是沃尔克坚定的支持者。也正是卡特的任命，沃尔克才得到这份工作。

　　在新总统就职大典三天后，即1981年1月23日，新任总统里根设宴招待了沃尔克。宴席上，里根问沃尔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写来的信（弥尔顿.弗里德曼来信），问我们为什么要保留美联储。您希望我怎么答复他们？”沃尔克的回答是：”总统先生，对这些问题，外界的确有些担忧，但我想您一定能够说服他们，我们美联储运作得还不错的。不幸的是，我们是华盛顿唯一在与通胀抗争的机构……”

　　显然，里根接受了沃尔克的这一解释，而不是遵照弗里德曼来信里为里根给出的建议——换掉沃尔克。

　　但其后，里根显然面临了比卡特更大的现实压力。此后一年时间，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糟糕的时刻，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堪比今时水平，高达11％，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据创下一周70万人的记录。而同期通胀率却并没有为之下降。

　　在这一年里，大量的企业为之破产，制造商和农场主们怨声载道。这一年1/2月号的田纳西州《专业建筑商》杂志在封面上，怒火万丈地刊登对沃尔克及其联储会同事们的“通缉令”，控诉他们“预谋并冷血残杀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劫持房产主的美国梦”。

　　而政府内部，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等人，对他的政策也发出了最强大的反对声浪。所幸的是，当时的里根总统对沃尔克的这一休克疗法的政策表示了信任，对沃尔克坚持独立的态度也给以充分的尊重，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得益于里根的信任和沃尔克的坚持，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终于于二战之后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失业率最高的1982年的冬天，开始步入了历史性的拐点。1983年，通胀率下降至3.2％，之后两年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失业率也同步下降。通胀率和失业率的下降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测，经济也在最冷的寒冬中开始回暖。

　　1983年，GDP增长率为4.5％，1984年高达7.2％。以至于统计专家都开始大呼经济过热，呼吁美联储出手调节。更为重要的是，1982年之后25年间，年增长率达3.3％，与二战后25年间的增长水平相当。

　　得益于此，美国不仅从1970年代的失败——首先表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的破产，其次为军事上被越南战争严重消耗，再次为外交上则被苏联压头猛打。至于国内经济则被严重的滞胀所困扰——中彻底走了出来，还通过沃尔克的这套政策，激活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造就了一轮大创新，使得美国可重新领导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源，无不是稀缺的。正是基于此，那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就需通过破产的形式来加以出清，以此将其占有的资源，重新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和行业那里去。而这类企业破产的多了，就构成了宏观上的所谓衰退乃至萧条——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产出也会短期下降。

　　反之，如果政府忌惮于衰退，动辄救助，则情况就变了——那些本该清算的企业，这时不但不能破产，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你还得给它们配置更多资源，这些企业便逐步僵尸企业化。

　　这些僵尸企业占有大量资源，从而使得资源无法优化配置，无法向效率更高的企业和行业集中，结果自然是整个社会的效率随之降低。于宏观而言，自然表现为整个经济不温不火。这就是1970年尼克松-卡特时期，美国经济之所以陷入滞涨的根源。

　　但事实是，这个所谓的衰退、萧条期，恰好就是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对繁荣期所做的浪费和错误的投资，进行一种相应的调整，并为之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

　　事实上，衰退和萧条不是毁灭，它们是由高效率的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们终结的只是由繁荣而带来的扭曲。也就是说，萧条反倒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的过程。当萧条一旦结束，也就宣告一切重归正常，经济也就恢复了最好的功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启动，这种“衰退、萧条”固然对旧方法、旧产能造成了毁灭，但同时却也迎来了对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创新和新的产业革命就此而出现。也正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企业和社会经济才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中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正是基于此，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沃尔克是“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