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经济和通胀前景大幅下修以及金融状况严重恶化风险，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6月会议上作出扩大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规模的决定，欧洲PEPP就是美联储的QE翻版，美联储的QE远比欧盟激进，在推出7000亿美元QE以后，接着就是推出无上限控制的新版QE，完全可以按照市场需要任性购买国债和ABS债券，面对复杂的形势，笔者认为中国央行也有必要实施有限制的QE计划，但是仅仅限制于今年新增国债/防疫特别国债和新增地方专项债，而且实施时间不适宜过长，只要经济恢复性增长，就可以停止购债，选择合适时机卖出债券。

　　19年1月16日，在由中央结算公司主办的“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在会上表示，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按照笔者理解，有关方面也是在QE政策上有所关注，并做一些技术政策的储备。

　　目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8％一线，要比德国英国欧洲负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国债高得多，也比美国国债收益率高得多，没有必要维持如此之高的利率差，这会增加国家借贷成本。

　　20年以来，全球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全球实施封城锁国的远距离外交，交通运输中断，产业链供应中断，导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国内经济也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发威，今年国债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较大，2020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为3.7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发行10,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国家层面就安排了5.76万亿元债务融资，另外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两者相加，发债规模是比较大，我国国债投资主体是银行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如果央行不合理安排流动性，金融机构流动性就面临较大的缺口，目前央行主要通过降准和MLF/逆回购投放流动性，逆回购是短期流动性投放，只能平滑短期利率波动，配置十年期国债就会有资金错配风险；MLF存量资金已经非常庞大，继续加码也面临一定困难，另外成本也较高期限也不够长；降准空间是存在的，可目前降准空间还有多大呢？，央行表示，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2020年5月15日，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9.4％，较2018年初已降低5.2个百分点。降准空间已经不大，既要支持实体经济又要满足债券资金需求，降准是有点勉为其难的。

　　央行即使有降准空间可以释放资金，作为全面宽松，资金流向很难监管，可能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也可能流向楼市催生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上海出现排队抢购豪宅，甚至不顾及文明人动起手脚，深圳更是出现一个月房价上涨超万元的壮观，因此央行亟待改变流动性投放模式，避免全面宽松，催生资产泡沫，改为结构性宽松，针对性支持经济建设。其次是我国整体流动性并不缺少，缺少的是结构性流动性宽松，这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厚此薄彼，对地方平台/国企央企/地产行业有所偏爱，制造业为主的中小微企业财务不透明信用缺失缺少可抵押资产，商业银行并不愿意放贷，造成融资难融资贵，这种情况下，全面宽松并不会改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需要资金精准投放。三是我国经济压力，也有结构性问题，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制造业在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制造业又极为匮乏，关键材料关键技术关键配件依赖进口，这种局面下，不是仅仅给钱就可以全面重整经济的，需要利用现在条件，把一些过剩产能出清，支持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最近央行就创新了流动性投放模式，与财政部一起设立SPV，购买中小微企业贷款40％，精准投放流动性，国家未来发行的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规模并不小，需要央行提供重组流动性支持，但是全面宽松副作用太多，容易出现资产泡沫，是不是也可以创新流动性投放模式，尤其是特别国债市场对购买资金来源就有过很多讨论，比如特别降准或者是以债券抵押央行贷款，目前尚没有定论。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存量国债数量已经足够大，不再是小众产品，已经与货币政策操作的量相匹配，国债有能力成为货币政策重要支撑工具。因此笔者观点是央行可以推出结构性QE政策，并严格限制QE范围和规模，而不是全面购买国债，更不是购买地方债，从二级市场机构手中购买全部特别国债/今年新增国债和新增地方专项债，压低长端利率，降低国家融资成本，减少利息支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

　　央行通过结构性QE政策，解决了市场申购新增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以后，就可以减少降准全面宽松释放资金了，可以大大缓解市场宽松预期，减少房价上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