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中小企业就是保护经济增长的基石。为疫情之中和疫情之后的中小企业排忧解难，所有的政策能量供给都应当不遗余力。”

　　时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势升级，同时围绕着疫情肆虐之下的经济修复与增长保卫战也在全国各地徐徐展开。作为应对疫情冲击的得力之举，苏州市人民政府率先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度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也正在考虑跟进类似的积极政策。地方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合力护航行动把准了被疫情撕裂的经济要害部位，如果政策内容能够更多地彰显出务实和能效，相信疫后宏观经济肌体的康复速度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与想象。

　　作为控制疫情与隔离病毒的无奈之举，武汉以及全国不少地方都采取了“封城”、封路以及延迟开工的对策，随之而来的是供给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也相应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停产与减产成为了一种大面积常态。但不同于大型企业多处产业链上游且具有比较强的风险化解能力，中小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作为原材料或者服务的提供商，歇业停产意味着将面临合同违约与巨额赔偿的法律风险；不仅如此，生产和营业停摆以及收入和现金流中断的同时，中小企业依旧还要承受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费用支付在内的多种经济损失，轻者因此生存状况雪上加霜，重者走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的确，覆巢之下无完卵，但不得不承认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培训等行业，而且这些行业恰恰又是中小企业的聚集地。虽然餐饮、旅游等近年来开发出了一些线上服务项目与产品，但体量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如餐饮外卖收入不到企业总体营收的10％，VR线上旅游进账还不到线下旅游收入的千分之一。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实体经营链条被切断就等于关闭了生存之门。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同时民营企业还吸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而在浩浩荡荡的民营企业阵营中，绝大多数又是中小企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保护中小企业就是保护经济增长的基石，护卫中小企业就是护卫就业这一最大的民生。也正是如此，为疫情之中和疫情之后的中小企业排忧解难，所有的政策能量供给都应当不遗余力。

　　首先，货币政策应当力求精准。一方面，在基于稳增长全面降准降息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可以针对中小企业实施更低的融资成本安排，尤其是对于疫情严重地区的中小企业以及风险能力极度脆弱的初创企业，利率成本更应突出差别化与特殊化；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与推出服务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同时支持疫情严重地区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低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操作；不仅如此，央行应当提倡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被迫延迟复工期间所产生的利息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同时给相应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的存准率和适度放宽MPA（宏观审慎评估）的支持。

　　其次，财税政策应当加大筹码。一方面，要在全面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的基础上，针对服务行业中小企业推出特殊性的税收政策安排，如三个季度或者半年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同时对旅游、餐饮、影视娱乐以及交通运输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与财政贴息贷款的倾斜；另一方面，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社保费率，并对疫情损害严重的中小企业减半或者延迟征缴社保费，亏空部分由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合补填；再者，地方政府可针对不同中小企业及时下调和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并在房屋承租、水电费摊缴等方面提供补贴，同时鼓励和支持国有资产经营类企业以及私人房东对困难的中小企业减半或者免收房屋租金。

　　再次，保险政策应当谋势创新。疫情之下最能检验保险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成色，除了为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提供及时性的担保支持外，保险公司还可以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疫情风险的特定产品，如劳动用工保险产品，疫情服务保险产品等，特别是对疫情损害严重的中小企业，保险公司更应当提供免费性保险产品供给，同时允许企业延时付缴已投保保费。另外，针对疫情期间或者疫情之后中小企业违约增多的事实，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第三方为供需双方进行利益调解，并提供延期交货（缴款）的保险背书。

　　最后，劳动政策应当突出柔性。从应急的角度看，“一刀切”的延迟开工或者复工政策无疑必要，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应交给市场，在确保工作环境安全的状态下，允许中小企业作出灵活的工时安排，并且工薪标准也应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对于疫情中和疫情后坚持不裁员的企业，可以在社保费缴纳比例、缴纳时限上给予一定的宽许，而对新增员工数量的中小企业，可以提供一定程度返还其已缴社保费的优待。还须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企业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应当提前行动起来，调配与集合专家资源，在认真摸排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为中小企业主提供及时的疫后科学心理辅导，以消除心理阴影与认知焦虑，同时防止劳资关系的摩擦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