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董登新教授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董登新表示，在小康社会，中国家庭理财将以养老为最高目标，并以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储蓄和养老投资为最重要的载体，养老财富将会成为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那个时候，家庭理财将会更长远、更理性、更从容、更快乐。这应该是我国家庭理财观将来转型升级的大方向。

　　以下为现场发言完整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清华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国社保改革的话题。在20年前，我主要是研究美国资本市场的，在大量英文文献研究中，我发现了两个不解的难题，一是美国资本市场为什么总是与养老金联系在一起？二是美国家庭理财为什么总是与退休或养老联系在一起？为此，我开始寻找答案，2003年杨燕绥教授翻译出版的美国《退休金计划》一书，为我打了这扇门，也在这一年，我校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获批，下设“养老金投资与管理”方向，于是，我便开始带领我的研究生潜心研究美国社会保障及养老金问题，继续追寻我想要的终极答案。我和我的研究生花了16年的时间，一直专注于美国社保和养老金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需要的线索和答案日渐清晰。在中国证监会专家咨询会议上，我曾多次提出“用养老金思想改造中国资本市场”的观点；早在2015年社保降费前，我就提出了将“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的政策主张，在2015-2019年社保降费的大背景下，我进一步呼吁“社保降费是我国社保制度整合的最佳历史机遇”，并不断细化完善了我的“五险三金”整合的政策主张。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会议方的“命题作文”：健康财富生命周期的社保制度改革新理念。我将从我的研究经历出发，主要讲三个观点：第一，未富先老，我们尚未做好国民养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社保降费，将是“五险三金”整合的最佳历史机遇；第三，家庭理财，需要不断做大做强养老财富储备。

　　我们先看看中国人口老化现状。2007年底中国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比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整整多出一个亿，但是十年后的2016年底，我国首次出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今天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新中国人口现象一个大转折。

　　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2.5亿，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这还不包括在60岁之前已经退休的人口，比方，45岁退休的女特种工、50岁退休的女工人，以及55岁退休的女干部，如此庞大的退休人口，养老是中国非常沉重的话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大特征：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化速度正在加快，而且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步推进，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和面对这一重大的社会难题。二是“未富先老”，我们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国民养老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我们可以看一下由OECD提供的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全球排行榜（见表一）：

　　表一：2017年底主要国家私人养老金储备

　　资料来源：OECD网站。

　　根据OECD的统计口径，私人养老金是指第二支柱雇主养老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总和。截止2017年底，在全球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排行榜中，中国排在第20位，而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都是发达国家。但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巴西、南非、智利居然也超过了中国，就连作为人口小国的新加坡、韩国、以色列、瑞士、瑞典，其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也超过了14亿人口的中国。

　　另从私人养老金储备占GDP比重来看，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超过50％，甚至有8个国家这一比重超过了100％，而我国只有1.6％。3亿美国人拥有28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储备，而14亿中国人拥有的私人养老金储备却不到2000亿美元，这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中国人口加速老化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但是我们的国民还没有做好养老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这是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所在。

　　为此，两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顶层设计的国家战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提出了未来30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五大工作任务，我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要点跟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高度相关：第一，与健康财富相关，规划提出要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打造一个健康、积极的养老生态环境。第二，要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这也是与健康中国相关的。健康是财富，健康是无形资产，而不健康则是我们家庭的成本，不健康也是国家巨大的负担，因此，健康是国民最大的财富。第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财富储备。这一点正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内容。

　　做大做强国民养老财富储备，是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物质保证。如何有效提高国民养老财富储备，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保制度，另一个就是引导家庭理财转型升级。

　　众所周知，我国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有8个，这就是所谓的“五险三金”，“五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三金”包括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五险”属于第一支柱，“三金”属于第二支柱。在这8个制度中，7个是强制或准强制的，而唯有企业年金是自愿的。这8制度既是我们的社保福利制度，也是我们的社保缴费负担。

　　在西方，社保缴费，尤其是私人养老金缴费被视作“投资”，而我们则将“五险三金”缴费看作是负担。不过，我们雇主的“五险三金”名义缴费负担的确是很高的，但实际缴费负担却并不高。因为许多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者并未全面参保，或者并未依法足额缴费，因此，实际缴费水平并没有名义费率那么高。但这也说明我国社保制度的有效性的确存在问题。

　　表二：2015年社保降费前“五险三金”费率表

　　注：表中均为法定基准费率。

　　正因如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决定通过社保降费给企业减负，经过2015-2019年多轮社保降费，名义费率严重偏高的现象明显缓解，但社保降费不能一降了之，我们必须抓住社保降费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制度效率与制度公平的角度来整合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五险三金”的制度整合，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为“五险三金”既存在制度上的交叉与重复建设，又存在两极分化重叠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制度整合，让社保制度更公平、更有效、可持续。

　　在“五险三金”的制度整合上，我建议，首先应该将五险整合为三险，简单地讲，就是将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并入医保，构建“大医保”制度。这一政策主张的理由是：（1））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主要支付对象均为医院；（2二者均不需要雇员缴费，只有雇主缴费；（3）二者已逼近“零费率”，没必要单设；（4）二者均为小险种，基金收支稳定；（5）世界主流社会保险险种主要有三个，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6）精简机构，节约行政管理成本；（7）“大医保”更符合“大健康”理念。

　　其次，我建议，三金制度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制度，即三金合一，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合并为“强制公积金”，并且低准入门槛、强制推行、全员覆盖。这一政策主张的理由是：（1）住房公积金同时兼有住房保障和补充养老功能；（2）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已形成了新的“双轨制”；（3）企业年金覆盖面窄、扩面难，规模狭小；（4）“三金”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存在多重两极分化的叠加现象；（5）美国401K也具有首套“房贷”功能和补充养老功能；（6）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强制推行第二支柱养老金制度。

　　将“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这一政策主张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制度不公平、不合理，提高制度有效性及可持续性；二是简化社保制度，实质性地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三金合一”之后，废除原先的“三金”及相关缴费，重新设定强制公积金的雇主费率为8％，雇员费率为4％，而且雇主缴费8％相当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降费的8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设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应从原先的20％降至12％，累计降费为8个百分点，正好作为强制公积金的单位缴费。这样，既做实了全覆盖的第二支柱养老金，又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见表三）；同时简化制度，提高公平与效率，扩大覆盖面和参保率，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这是一举多得的改革举措。

　　表三：将“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的费率表

　　注：强制公积金相当于中国版401（K），但必须强制全覆盖。

　　不过，在社保降费与制度整合同步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重构三支柱的制度定位：让基本养老保险回归制度本源，西方将第一支柱界定为保基本，它强调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它的“底线”就是防止老年贫困。与此同时，第二支柱的补充养老功能必须做实，甚至可以是强制推行的，因此，“三金“合并后取名“强制公积金”，主要是借鉴香港的强制公积金，香港没有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但它有强制推行的强积金，覆盖效果非常好。因此，我认为，“三金合一”有利于做实、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

　　在社保降费、制度归位的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回避。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多达2.5亿人，而女特种工45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这是否算过早退休？是否会加大子孙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这是不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要不要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是一个敏感的经济变量，我建议暂不提“延迟退休”的概念，而应该提“统一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主张。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有两个制度，一是覆盖5.26亿人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它已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二是覆盖4.27亿人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尚未统一，其中，2亿多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而1亿多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远低于60岁，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部分“少数”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也统一至60岁，这既是两大制度之间的退休公平，同时也是消除男女就业年龄歧视的国际惯例。

　　早在1935年，美国就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65周岁，目前为66周岁，2027年将要延长至67周岁。美国实行的是“弹性退休+自愿退休”制度，它规定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岁，但须扣减最多30％的退休金，它规定最大可奖励退休年龄为70岁，退休金比正常退休最多可增加30％。在美国，要想拿到100％的退休金，必须同时达到两个条件：一是男女66周岁退休；二是缴费满35年（原则上缴费满10年挣满40个积分就可以申请退休，但退休金计算公式采用的是35年）。

　　美国不仅鼓励自愿延迟退休，而且不允许雇主就业年龄歧视。凡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只要雇员不办理退休手续、不领取退休金，则雇主无权开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更不允许就业岗位歧视。

　　表四：2018年底美国老年人就业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事实上，在美国，有相当部分老年人在达到66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后，不管是否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们仍在继续工作，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上升。从表四数据可以发现，美国65岁至69岁老年人的就业比例仍高达33％，整个65周岁以上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比例高达19.6％。

　　美国学者将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称为“第四条腿”。过去他们习惯将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称为“三条腿的板凳”，没想到后来的“第四条腿”在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收入中所占比重非常高。美国社保局数据显示，在65岁以上老年人收入来源中，第一位是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约占36％；第二位是退休后继续工作所得，约占29％；第三位是第二支柱养老金给付，约占17％；第四位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储备占16％；剩余部分是赡养、慈善、施舍，约占3％。

　　美国科学家证明：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延长寿命。相对退休后封闭在家的人，能够走出家门从事社区服务或志愿者服务的人，平均寿命可延长十年。事实上，当劳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不仅劳动快乐、劳动幸福，而且劳动健康、劳动长寿。美国志愿者报告显示，在美国每年参加志原者服务人数比例最高、参加志愿者服务时间最长的，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二是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

　　因此，延长退休年龄，既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抑制劳动力价格过快上涨，同时，也有利于国民养老金财富积累，能有效减轻子孙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

　　最后，我再讲一讲另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国民家庭理财转型升级，增加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储备。

　　目前我国家庭理财观仍停留在温饱阶段，基本特征是：单一资产配置，要么存款、要么炒股、要么囤房，带有很强的投机性和赌博性，另外，我国家庭理财过于偏好短炒、赚快钱，并希望一夜暴富，财富积累急功近利、急不可耐，这是比较落后的、不成熟的家庭理财观。

　　明年底我国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家庭理财观，必须转型升级。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养老目标将是家庭理财的最高目标，养老财富将会成为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将养老储备与养老投资贯穿于全生命周期之中；第三，这样的家庭理财将会更长远、更理性、更从容、更快乐。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未来的家庭理财发展的大方向。

　　可以想见，到那时，14亿人口的养老财富储备将会是一个超越美国的天文数字！它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全体国民和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