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22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其中在“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美团创始人兼CEO王兴表示，数字经济最终发展起来，需要供给侧全面数字化。他认为供给侧数字化是一个比需求侧数字化更任重道远的事情，是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很大的挑战。

　　产业链条的最终端是需求侧，而之后每一级的供给侧都将是上一级链条的需求侧。就比如住宅的最终端是购房者，此时开发商就是供给者；而其作为房屋的建设者，又将成为钢材的需求者，同样钢材的供给者即钢铁企业又将成为煤炭、铁矿石的需求者。

　　实现供给侧数字化，不仅仅是让购房可以实现网上交易，而是让开发商实现互联网采购钢材、预约建筑团队，让钢铁企业网购煤炭、铁矿石等等，数字化将会链接每一个细微的供需环，贯通整个产业链条。

　　我们可以通过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来解释供给侧数字化的重要性。

　　从宏观上来看，任何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结构变迁的过程，而结构变迁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因此，如果仅仅实现需求侧的数字化，那么我们只能达到实现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这将造成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偏离，导致效率损失。

　　我国的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也要不断地随之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人口红利充分释放，劳动力充沛，资源成本低廉，催生了一大批劳动力密集产业、高能耗的低端原材料加工产业，如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储量下降，此时就需要更多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替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摆脱产业链低端的窘境，此时，如何将这些企业与有限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高效的匹配在一起，就正是供给侧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实现了供给侧数字化，每个地区都将实现对每一项细节的要素禀赋监控，评估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企业与产业将根据该结构进行适时调整，并结合需求侧的数字化实现匹配，打通产业链，实现最底端的生产要素与最顶端的最终产品需求相连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

　　同样，我们将视线放在微观角度，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企业个体都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

　　通过供给侧数字化，工业企业可以迅速找到原材料供给更为低廉的地区，餐饮行业可以实现更广泛、更有效的菜品采购等等。当然这不仅限于客观物质资源，人力资本、知识储备也将得到更好的匹配，劳动力充沛的地区将会匹配更多的劳动力密集行业，高校较多的地区将匹配更多的科技密集型产业。

　　从微观到宏观，企业实现了人力支出、原材料成本与生产经营再到产品需求的匹配，而地区整体实现了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再到市场需求的啮合，在此过程中，通过数字化的工具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才是数字经济的精髓所在，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层逻辑。

　　需求侧的数字化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大佬，实现了互联网时代的繁荣，如今供给侧的数字化将会让互联网融入整个生产体系，而不仅仅在商品市场发挥作用。有人提出“互联网”的下半场在哪？笔者认为，互联网下半场的机会毫无疑问就是产业互联网，正如王兴所说：“说到产业互联网，我认为各行各业都大有可为，机会是大把的。”而供给侧数字化就是产业互联网，数字化链接供需环并贯通产业链。尤其是当顶端需求市场充分饱和之后，下沉互联网思维，深入到供给侧的每一个细微的供需环节，实现生产链条的环环相扣将大有可为，这是一片还未数字化的蓝海。

　　最后，深化供给侧改革，我们不能将产业结构演进都寄托于政策干预，再高明的政策安排在面对时刻变化的要素结构都将落伍，而任何脱离要素本身的变迁都是低效率的，所以，只有通过数字化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之后在借助目前已经充分建立的需求侧数字化，实现全产业链的整合，这才能实现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标，即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增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