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聚焦“穷的本质”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最近揭晓。今年的得主是三个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诺奖表彰了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据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提到巴纳吉和迪弗洛，就不得不提他们那本经典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这本书已经被看成是研究“贫穷”的巅峰之作。据了解，班纳吉和杜弗洛用了15年的时间踏遍了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最贫穷的地方做调研，才有了这本“大成之作”，从而通过贫穷的人的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个维度来探究贫穷产生的真正原因。据该书统计，全球有10亿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这是全球最底层的10亿人口，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援助专门用于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泥沼。

　　蒙格斯智库一直关心贫穷问题，最近相关的研究有：《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蒙格斯报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数对现有扶贫标准的调整》，本次蒙格斯观察做个简要回顾。

　　我国贫困真实状况揭晓

　　在全球扶贫事业不断推动的大背景下，我国扶贫事业现在发展的状况如何？

　　在扶贫工作上，中国取得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绩。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属于贫困人口，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大降低了。今年2月20日，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6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从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观点：那就是贫穷源于环境，只有环境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穷。

　　虽然我国在过去的五年脱贫攻坚战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扶贫减贫的事业却远未结束，成绩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问题。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贫困的标准应有所不同，但我国现行贫困标准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未能很好地解决因地而异的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扶贫标准，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贫困线的调整会按照贫困人口的消费情况做微调，并没有根据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及时调整。基于上述情况，《蒙格斯报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数对现有扶贫标准的调整》通过构建生活水平指数来调整各省市、各时间的贫困标准，并以此为标准估算中国真实的贫困情况，为中国真实的贫困状况提供参考。

　　按照蒙格斯生活水平编制方法，本文选取数据可得的全国23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下图为全国及23省市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数从2014年到2017年的情况。

　　图表1 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数总览

　　根据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数调整的全国贫困线参见下图。由图可见，若以2010年2300元贫困线作为基础，2017年国家实际贫困标准为年收入3300元人民币，而经过本体系调整之后的贫困标准为4273元，超出实际贫困标准29.5％。可见贫困人群并没有享受到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从相对角度而言，反而愈发落后。

　　图表2 贫困线变化趋势对比

　　《蒙格斯报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数对现有扶贫标准的调整》的多维贫困拟采用阿马蒂亚·森的贫困剥夺理论，利用“双界线”法来识别贫困，测算出我国总体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多维贫困率分别为31.1％、25.9％和20.6％。

　　为了稳健考量，样本采集了我国2018中国农村贫困检测年鉴中的农村贫困人口数据作为对照（采用2010年贫困标准），下图为根据贫困人口数据绘制的中国贫困地图。

　　图表3 中国贫困地图

　　将多维贫困率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大部分省市的多维贫困都比现有农村贫困率严重得多。以2015年为例，各地区多维贫困率约在10％-30％之间，而对应的官方贫困率仅在0％-15％的范围，说明仅仅以收入作为标准衡量居民的贫困情况是不够合理的，经济状况不佳对贫困人口的剥夺是多维度同时进行的。

　　贫穷的背后是贫富差距，公平失衡

　　贫穷是财富的对立面。需要看清楚人性，贫穷像化石一样保留了人类在丛林时期的自私与残忍。贫穷是一种历史现象，贫穷是恶的根源，邪教、黑帮、传销等问题皆根源于贫穷。从人性上讲，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是人类骨子里基因中具有的信仰。虽有贫穷也是种“财富”的说法，但珍贵的绝不是贫穷本身，而是那些足以战胜贫穷的精神和品质。而财富的对立面却不仅是贫穷，还有贫富差距。纵观人类历史，贫富差距由来已久，特别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差距问题更加明显，而且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突出。贫富差距的存在符合一般经济规律。经济学经典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获取财富、合理分配的最佳制度设计和理想情景，而市场分配的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个人的禀赋和能力不同自然形成收入的差距，家庭和出身不同自然形成初始财富的差距。虽然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有必然性，但社会应该为贫穷者改善生存条件，并为其保留阶层进步的空间，这就需要有有效的福利制度等各种公共财富。以公共财富弥补个人财富的不足，使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普遍发展和进步，实现社会总体公平。

　　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许多微妙的规则。在财富的创造与分享中，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没有差异则没有动力，而差异太大，就会产生破坏力。我们相信任何社会治理形态都需要寻找一个贫富差距适当的阈值，以保持社会前进的活力和动因，但又要小心防范贫富差距过大而失去公平。维护差异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是各种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企业的责任，更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基于中国宏观公开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构建了中国贫富差距指数，实证研究了贫富差距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贫富差异程度日渐严重，而且贫富差距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贫富差距指数与GDP增长率的差异拐点出现在2000-2001年之间，当贫富差距指数在0.2以下的低值区时，绝对平均造成动力不足，高于0.2时差距的动力效应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指数对GDP增长率的黄金拐点对应的时间约在2006-2007年之间，即指数为0.463，贫富差距在这个水平左右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最强。通过分析贫富差距指数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发现贫富差距在2015年左右对经济总量存在破坏拐点，即指数为1。超过该拐点的贫富差距将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破坏性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将更加集中于富人阶层，财富分化更加严重，贫穷人口会有日益强烈的被剥削感，缺乏合作精神和工作动力，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2018年我国贫富差距指数预期高达1.214，已超过破坏拐点。

　　基于对贫富差距、法律公平、社会文化公平和金融公平的讨论，《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最终构建了以贫富差距为核心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这一公平指数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平已经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这一点尤其值得政策部门积极关注。

　　蒙格斯对当前扶贫提出的政策建议

　　针对现行我国贫困地区发展的特点，蒙格斯提出如下建议：

　　1.正确认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消除绝对贫困针对的目标是起点，改善相对贫困针对的目标是过程，对起点需要直接的财政补贴，对过程需要更多公平合理的政策环境。

　　2.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设立不同的扶贫标准。在综合考虑HDI指数设计结构的基础上，结合贫困测度的需要，设计了更加全面的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数，并以此作为对不同地区贫困标准进行差异化的主要参数，以尽可能相对准确地反映不同地区的真实贫困状况和需要扶贫的标准。

　　3.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贫困测度体系，全面提升扶贫的内涵与内容。在进行直接资金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障等机会方面，防止扶贫陷入“扶贫——脱贫——再扶贫——再脱贫”的怪圈，切实提高和夯实脱贫能力，确保“扶真贫”、“真扶贫”。

　　4.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扶贫政策的契合程度，提高扶贫政策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