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拉开了非均衡发展的序幕，以沿海发展战略得以坚决实施为重要标志。该战略迥异于传统的均衡式（俗称撒胡椒面）布局模式，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特别是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向沿海地区，特别是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斜，并且通过经济特区等政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和工业城市群。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整体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高速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放权让利，效率优先，地方逐渐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主体地位开始得到确立，经济活力得到激发，也为区域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内在的经济基础。

　　而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出现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保护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渐次实施，于是我国经济总体上形成了以四大板块经济和三大发展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统筹发展格局。

　　2013年以来，我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区域格局的总体态势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外对接欧、亚、非国家，向内覆盖中西部省份多个城市群，承担着充分发挥中西部省份地缘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了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区域性北部湾城市群，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时，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在发达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二是在更高的维度对各地区重新定位。

　　经济发展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的，比如人力、资本、区位等各种要素，而每个地区所具有的要素禀赋是不一样的。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在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时，东部沿海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就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东部沿海地区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则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向西开放时才得以体现。

　　那么此时，西部地区要迅速抓住这一波发展机遇，就需要有若干桥头堡发挥带头作用。比如设立兰州新区，就是要打造城市群作为向西开放的重要载体，使这些城市群成为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这是实现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的重要手段。

　　而在东部地区内部，其实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重要的经济带，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程度则相对落后。但是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地区只要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超过了起飞阶段，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就是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极化效应。

　　在新时期，这种极化效应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城市群的形成是发展的自然产物，不能为了低层次的均衡发展而抑制城市群在要素集聚等方面的优势，而应该重新审视城市群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并对二者重新定位。即，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城市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让更多人口融入城市群经济，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总而言之，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而不是忽略经济规律，追求低层次的区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