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人 :中国人诚信世界倒数第一?

摘要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代表了一组独特的数据,用于研究公民诚实的跨国差异。诚信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中国人的诚信在世界排第几?

  有人用严谨的科学实验,

  给出了一个客观的答案。

  实验方法

  把17,000个钱包,

  在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丢弃。

  有的钱包里没钱,

  有的有钱,有的有许多钱。

  然后统计,

  每个国家每类钱包被报告交回的比例。

  结论:

  中国人诚信世界倒数第一。

  实验结果来自一篇,

  发表在6月20日,

  《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

  《科学》杂志,

  是世界最高级别的研究类杂志,

  每篇论文,

  都会被许多审稿人从多个角度审查。

  下面是原文链接: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19/06/19/science.aau8712.full

  对于这个结论,

  小编打死也不会认可,

  因为俺就是一个诚信的人,

  这个结论俺强烈表示不服,

  但它确实刊登在顶级科学刊物上,

  希望有人尽快予以反驳

  特附论文翻译,仅供参考。

  附论文翻译:

  全球公民诚信

  1.   阿兰·科恩 *

  2.   米歇尔·安德烈·马谢尔 *

  3.   戴维·坦南鲍姆

  4.   克里斯蒂安·卢卡斯·苏恩德

  

  科学

  2019年6月20日

  eaau8712 DOI:10.1126/Science.aau8712

  公民诚信对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往往与物质利益相冲突。我们在全球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了诚实和利己主义之间的权衡。我们在公共和私人机构交还了17,000多个丢失的钱包,并测量了收信人是否与主人联系以归还钱包。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公民更有可能返还更多钱的钱包。非专家和专业经济学家都无法预测这一结果。更多的数据表明,我们的主要发现可以解释为利他主义的关注和不愿意把自己看作小偷,这增加了不诚实的物质利益。

  

  诚实的行为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征。( 1,2 )。没有诚实,承诺就会被打破,契约得不到执行,税收仍未缴纳,政府变得腐败。这种违反诚实的行为对个人、组织和整个社会都是代价高昂的。例如,美国因逃税而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达数千亿美元( 3 ),全球腐败和其他非法资金流动的成本估计为每年1.3万亿美元-这一数额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相等。 4,5)。

  本文考察了公民诚信行为,即人们自愿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行为,是如何受到货币激励的影响的。虽然有一些关于诚实行为产生的条件的大量实验文献( 6–11 )关于物质激励是如何影响公民诚实的,特别是在实地情况下,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理解公民诚信与物质激励的关系,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诚信理论对物质激励的作用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经典经济模型表明,随着对不诚实行为的物质激励的增加,所有其他平等、诚实的行为将变得不那么普遍。( 12 )。包括利他主义或其他方面的人类行为模式也预示着不诚实会随着激励的增加而上升,因为自我利益实际上总是主导着对他人福利的关注-我们关心他人,但并不像我们关心自己那样关心自己。( 13–15 )。因此,随着不诚实的物质诱因的增加,自身利益将在行为中扮演越来越突出的角色。基于自我形象维持的心理模型预测,只要人们的行为不要求他们消极地更新他们的自我概念,他们就会为了利润而作弊。( 7,16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随着不诚实动机的增加,自我形象的担忧是否会变得更重要,以及这种关系将采取何种形式。更复杂的是,大多数关于诚实行为的实验文献都涉及到适度的财务风险,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人们了解自己的行为被观察到)中进行的,而且往往依赖于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社会的人口。( 17)。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以研究财政激励是如何影响公民诚实程度的。我们交出了“丢失”的钱包,并在实验上改变了钱包中剩下的钱的数量,使我们能够确定货币利益如何影响广泛的社会和机构的回报率。我们的实验从经典的“迷失信”研究中得到启发,这些研究在自然主义背景下研究行为,但也提供了比以往研究更严格的实验控制( 18,19)。

  我们访问了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共交出了17 303个钱包。我们通常以一个国家五到八个最大的城市为目标,每个国家大约有400个观察对象。钱包归还给了五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一)银行、(二)剧院、博物馆或其他文化机构、(三)邮局、(四)旅馆和(五)警察局、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作为有用的基准,因为它们在各国都很常见,而且通常有一个公共接待区,我们可以在那里进行下降。

  

  我们的钱包是透明的名片箱,我们用来确保收件人可以在不需要实际打开钱包的情况下进行视觉检查。我们的主要自变量是钱包中是否含有货币,我们随机地将其变化为不持有货币或持有13.45美元(分别为“Noey”和“Money”条件)。我们使用当地货币,为了确保各国之间的可比性,我们根据每个国家的购买力调整了数额。每个钱包还包含三张相同的名片、一张购物清单和一把钥匙。名片上显示了主人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我们为每个国家都使用了虚构但常见的男性姓名。购物单和名片都是用当地语言写的,以表示店主是当地居民。

  

  走进大楼后,我们的一名研究助理(从十一名男助手和两名女助手)走到柜台前,对一名员工说:“嗨,我在拐角处的街上找到了这个(指着钱包)。”然后把钱包放在柜台上,然后推倒给该名雇员。“一定有人把它弄丢了。我赶时间,得走了。你能照顾好吗?“研究助理然后离开了大楼,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有要求收据。我们的主要结果是,收信人是否与主人联系以归还钱包。我们为每个钱包创建了独特的电子邮件地址,并记录了在最初发送的100天内发送的电子邮件。完整的方法和结果,包括额外的鲁棒性检查,如对实验者效应的测试,可以在补充材料中找到。

  

  如左半部分所示 图1 我们的跨国实验得出了一个非常一致的结果:绝大多数公民用金钱报失钱包的可能性比没有钱的要大得多。我们在我们40个国家中的38个国家观察到了这一模式,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钱包中有钱时,我们都没有发现报告率在统计上有显著下降。平均而言,在钱包中加钱增加了报告钱包的可能性,从NoMoney条件下的40%增加到货币状况下的51%。( P<; 0.0001)。当控制多个接收者和情景特征时,此结果保持不变(表S8)。此外,尽管各个国家的公民诚信率差异很大,但不同条件下的绝对诚信增长是稳定的。如右半部分所示图1 ,根据绝对响应率,平均治疗效果在四分位数的大小上大致相等。

  

  

  图1

按国家分列的钱包在“货币和货币状况”中所占份额。

  左:按国家分列的治疗用钱包份额(0美元)和现金(13.45美元)。钱包里的钱是根据每个国家的购买力来调整的。 右:根据NoMoney条件下的绝对反应率,治疗费用和NoMoney之间的平均相差四分位数。误差条表示平均值的标准误差。

  当钱包里有钱的时候,公民们表现出了更大的公民诚实,但这也许是因为这些钱不够大,不足以在经济上有意义。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在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波兰)实施了“大钱”条件,将钱包里的钱增加到94.15美元,相当于我们最初货币状况的7倍。显示在 图2 在所有三个国家,当钱包中有相当数量的钱时,这三个国家的报告率甚至进一步上升。在这三个国家的综合反应率从NoMoney条件下的46%上升到货币条件下的61%,在大额货币条件下达到72%。( P<; 0.0001 for all pairwise comparisons; table S9)。

  

图2 报告利率作为货币利害关系的一个函数。

  在“零货币(0美元)”(13.45美元)和“大货币(94.15美元)条件”中报告的钱包份额。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当钱包中含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钱时,人们为什么特别可能归还丢失的钱包。我们的学习设计使我们排除了几种可能的解释。我们首先探讨了一种可能性,即受助人担心因未能归还钱包而受到的法律处罚,特别是当钱包中有越来越多的钱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研究了相关报告率是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A)其他人在收到钱包时是否存在;(B)大楼内是否有安全摄像头;(C)美国国内丢失财产法的州一级差异。如果受助人担心可能受到惩罚或被发现的可能性,则公民诚实程度应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能解释不同治疗条件下的报告率有意义的差异(表S14至S16)。第二种解释是,由于我们只测量了收信人是否丢失了钱包,处于货币状况下的收款人可能更有可能在把现金装进口袋的同时还钱包。我们对向我们报告的一小部分钱包进行了审计,但没有找到对这一解释的支持:我们收集到的钱包中98%以上的钱被退回。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接收者期望用更多的钱返还钱包时会得到更大的“查找费”。我们利用在美国、英国和波兰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询问受访者在用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金额返还钱包时所期望的回报的大小。我们找不到证据表明,人们期望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钱返还钱包会得到更大的回报(表S17)。

  在排除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之后,我们接下来制定并测试了一个简单的行为模型,它捕捉了数据中观察到的结果的模式(完整的模型细节可以在补充材料中找到)。在我们的框架内,公民诚信取决于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保留钱包的经济回报;(二)与钱包所有者联系的固定努力成本;(三)利他主义对钱包所有者福利的关心;(四)负面更新一个人作为小偷的自我形象的成本(我们称之为“偷窃厌恶”)。

  我们的架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利他主义的关注受到认为对拥有人有价值的钱包内容的影响,而对偷窃厌恶的关注只受钱包内容的影响,而钱包的内容对收件人也是有价值的(例如金钱)。为了区分这两种动机,我们在美国、英国和波兰的地方进行了一个“货币-NoKey”条件,钱包与我们的货币状况相同,但没有包含钥匙。与金钱不同,钥匙对主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接受者却没有价值,所以钱和钱之间的任何区别-NoKey条件都可以归因于利他主义的关注。如表S10所示,受助人报告带钥匙钱包的概率平均比不带钥匙的人高9.2个百分点( P =0.0001当各国汇总结果时)。这表明,收信人报告钱包丢失的部分原因是,收款人担心他们对主人造成的伤害。

  我们的框架的第二部分-也是解释有更多钱的钱包的报告率上升的关键-涉及到不愿把自己看作小偷。利用在美国、英国和波兰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我们要求被调查者想象收到一个钱包,里面有我们四个条件(Noey,Money,BigMoney和Money-NoKey)中的内容,并对不归还钱包的程度进行了评级,认为不归还钱包就像是从0( 不用谢 )至10( 非常 )。被访者报告说,当钱包里的钱不多时,不归还钱包更像是偷东西,而不是没有钱的时候,而当钱包里有大量的钱时,这种行为更像是偷东西。( P ≤0.007用于所有两两比较;表S11)。这告诉我们,与我们关于钱包报告率的行为数据一致,未能归还钱包的自我形象成本可能随着钱包中的钱的数量而增加。相反,当我们比较钱包中同样数量的钱时,我们没有观察到在“感觉像偷窃”的分数上有可靠的差异,但在它们是否也包含一个钥匙(金钱与金钱-NoKey); P =0.259)。这告诉我们对偷窃厌恶的担忧很可能与对收信人有价值的内容有关,比如钱包里的钱数,而不是其他只对主人有价值的内容。虽然调查结果并不总是概括为真实的行为,应该仔细解释,但这些发现与以下假设一致:不诚实的货币收益越大,心理成本的增加也会导致心理成本的增加,心理成本的增加会超过不诚实的边际经济利益。

  在最后一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人们是否期望这种形式的公民诚实。我们要求299名参与者对钱包的报告率进行预测,其中钱包为0美元、13.45美元和94.15美元(对应于我们的Noey、Money和BigMoney条件)。为了鼓励准确性,我们通知受访者,最准确的预测者将获得现金奖金。显示在 图3B ,我们发现受访者的信念与行为数据不一致( 图3A )。受访者预测,当钱包没有钱时,市民的诚实率最高( M= 73%,SD =29),当钱包中有少量的钱时( M= 65%,SD =24),而当钱包中有大量的钱时,则会更低( M= 55%,SD =29)。报告率从条件到条件的平均预测变化与报告率的实际变化有显著差异 (p<;0.001 for all Pairwise comparations)。随着(Wallet Amounts Increased,64%)的不正确预测汇报率将下降,18%的正确预测汇报率将增加(p<;0.001 by a sign test)。另外一个问题是,应答者的预测反映了一种人类行为的精神模型,该模型考虑了自私的作用(2021 )。当钱包里有更多的钱时,被调查者希望自己的利益会增长,老板的利他性担忧会消退,而在影响举报率方面,对盗窃的厌恶就没什么分量了(见表S13 )。

  

图3 实际和预测的报告率。

  (A )美国对每种情况的实际报告率 (N) =800)。错误条表示健壮的标准错误。 B )我们的非专家样本对美国的平均预测报告率( N =299)。错误条表示参与者聚集在一起的健壮的标准错误。 ( C )我们的学术经济学家专家样本预测美国的平均报告率( N =279)。错误条表示参与者聚集在一起的健壮的标准错误。

  公众错误地预测,随着钱包的货币价值的增加,公民将如何反应,但也许专业经济学家会更准确。我们让279位表现最好的学术经济学家来预测我们的结果。和我们的非专家一样,这个样本也没有预料到有更多钱的钱包的报告率会增加。显示在 图3C ,受访者平均预计,在货币和货币条件下,公民的诚实率会更高( M= 69%,SD =25和 M= 69%,SD 分别=21)比在大货币条件下( M= 66%,SD =23)。这些预测再次与我们在不同条件下观察到的实际变化有显著差异( P<; 0.001 for all pairwise comparisons)。然而,经济学家之间的误判程度不如我们的非专家样本严重。随着钱包金额的增加,49%的经济学家错误预测报告率将下降,29%的经济学家正确预测报告率将上升(P<;0.001,符号测试)。

  我们在40个国家进行了实地实验,以检验人们在经济上有更大动机时是否会采取更不诚实的行动,而事实恰恰相反。市民更有可能退回钱包,因为钱包里的钱相对较多。这一发现在各国和各机构都是强有力的,即使在经济上鼓励不诚实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的结果与利他主义和自我形象关注相结合的理论模型是一致的,但也提出了修正,即非金钱动机与从不诚实行为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直接相互作用。当人们从不诚实的行为中获得巨额利润时,欺骗的欲望就会增加,但把自己看作小偷的心理代价也会增加-有时后者会主宰前者。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代表了一组独特的数据,用于研究公民诚实的跨国差异。诚信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法来补充传统上使用主观调查手段检验社会资本的大量工作( 22325 )。根据各国的平均答复率,我们发现公民诚实率有很大差异,从14%到76%不等。即使在控制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这表明,除了国家财富之外,其他因素也在发挥在补充材料中,我们提供的分析表明,经济上有利的地理条件、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国家教育和文化价值观,强调超越群体内的道德规范,也与公民的诚实程度呈正相关。今后需要进行研究,以确定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如何可能导致诚实行为的社会差异。

关键词阅读:中国人 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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