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同时发布新增小汽车牌照限额的通知，2019年6月到2020年12月，两地分别新增10万辆和8万辆。此举是依据数日前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方案在国内首次提出要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同时规定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4亿辆，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6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一方面，汽车保有量在快速增长，而且还有巨大增长空间。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9.3辆，远低于城镇居民37.5辆的水平。一旦中国农村也进入到汽车社会，汽车市场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另一方面，由此也给交通运输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日常出行，都面临巨大挑战。

　　在这个情况下，不少城市以“禁”为主基调出台了相关的公共政策，希望抑制住快速增长的汽车消费需求，减缓交通压力。这些政策的形式不一，但客观上都影响到居民出行的便利性，加大了社会成员的出行成本。应当说，广东此次政策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不仅是为了刺激汽车消费，更多是意味着改变过去以“禁”为主的政策思路。

　　如何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考量，更需要在思路层面考量。政策逐步放开供给，需要一系列的相关管理举措跟上，包括城市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是“疏”的关键。

　　其实，不少城市正在探索，比如打造智慧城市，引入城市大脑，可以实时动态地把握交通情况。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更大范围利用大数据管理的智慧交通系统，预计平均为用户的每次出行节省10%时间。在汽车保有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可以实现“车多不堵”的效果。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中势必面临各类挑战和问题。这就对公共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好的公共政策，不仅要求其能够解决其针对的主要问题，而且还能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借此希望各地政府推出更多的“以疏代限、以疏代禁”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