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5日上午于上海举行的2019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分享了新加坡经验。他表示，创新并不是有最多专利数量或者最复杂的设备，不能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更为健康、更长寿，更好地和朋友们互联互通，更有生产力。

　　很显然，王瑞杰先生对创新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平台、更高的水平，建立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在很多人、包括企业和科研人员、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看来，创新就是要有更多的专利、更复杂的设备。但是，却往往产生不了效率，形成不了效益，无法使生产力得到提升。自然，也就很难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

　　我们并不否认，专利确实是衡量创新能力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决不是唯一指标。过度在乎专利的多少，就有可能陷入为专利而专利的怪圈，看起来专利很多，实质一占效率没有，或者说效率很低，对企业竞争力和活力的影响很小。这样的专利，至多只能用在实验室，用在书本上，而无法进入企业、进入市场，无法转化成生产力和竞争力。

　　事实也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存在着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率比企业低、中小企业专利转化率比大企业低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有单位特点的因素，有现实条件不同的情况。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高校、科研机构等在研究专利技术与开发产品方面，如何适应市场需要、适应企业特点，如何拉近与企业、市场之间的距离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更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只注重专利的数量，而不注重专利的运用和转化，也是专利转化效率不高非常重要的方面。

　　不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或者说对企业发展、效益提升、效率提高等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等也很难起到积极的保障、保护和提高作用。那么，这样的专利，就很难与创新结合起来在，而是专利发明者的自娱自乐。我国的专利数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但是，按照2018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为17。显然，与专利数量不匹配。其中，就与专利的转化效率不高有关。

　　这里，就引出了两个方面的新问题。一方面，就是对专利申请的认可。要知道，专利并不是哪个人个人认为是专利就能成为专利的，而必须经过专家的认证、相关机构的审批，需要履行相关的程序。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对那些看起来是专利、实际并不具有什么价值、也很难产生效率和活力的专利申请，是否应当严格把关，而不是只听申请者的陈述。否则，专利也就会有“水分”，会影响真正立足创新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因为专利也是评定职称、安排科研经费等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科研经费的安排，也要突破唯专利而专利的传统模式，赋予专利更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这就意味着，现行的科研经费安排，需要更多的与专利转化率结合起来，转化率越高、产生的效益越多（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安排科研经费时，就要越多、越倾斜。那些专利数量很多、转化效率很低的机构和人员，要减少安排规模、降低安排比例，避免造成“口号式创新”浪费。

　　我们不能否认专利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不能否认科研人员为了专利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更不能否认需要有更多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决不能为专利而专利，成为专利的奴隶，被专利的数量所绑架。经济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专利也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规模向效率转变，要让专利与市场、与企业的距离越来越近，与广大居民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距离越来越近，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距离越来越近。谁也做不到100％转化，但一定要不断转化率不。

　　创新可以失败，也允许失败，但创新决不能浪费、不能滥竽充数、不能掩耳盗铃。创新需要实在，需要严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要让更多的专利变成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要让专利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不必追求专利的数量和规模，但一定要确保专利的质量和效率。

　　当然，如何保护专利，也是提高专利的创新效率和活力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专利得不到保护，侵权现象严重，特别是高质量的专利，受到不法企业和个人的侵权，一定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否则，会严重损害专利创造者的动力与热情，会损害整个科技界的积极性。也只有这样，专利才能真正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