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介绍：“有趣的经济学”是《蒙格斯报告》公众号推出的国际前沿经济学论文评论类推文。论文一般来自《美国经济评论》（AER）、《计量经济学杂志》（ECA）、《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我们希望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和评论使高大上的经济学有趣起来。

　　导言

　　“找工作”大概是每一个职场人不得不遇到的挑战。提到求职方式，无非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通过招聘启事、广告，或者通过中介公司，又或者直接向企业申请的方式进行求职；另一种就是所谓的“内推”，亲戚朋友或者熟人介绍。那么，通过这两种不同方式得到的工作在收入上有区别吗？

　　2016年4月发表于《人口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的论文对此展开了分析，其研究者包括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Yuanyuan Chen、来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Le Wang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Min Zhang。论文题目是《熟人介绍工作是个糟糕选择？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求职方式对月收入的影响》（Informal search， 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研究者通过OLS和IV方法分析了求职方式不同对劳动者月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通过招聘求职等求职方式，熟人介绍的方式让工资收入下降幅度为2.4％，这一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研究者还提出了两种可能存在的机制解释：一是信号机制；二是权衡（或者交易）机制，并对这两个机制做了验证，结果发现：内推带来的负面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影响了工资水平；此外，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求职，平均确实缩短了求职者16.5天的找工作时间。不仅如此，这一效果在初来城市的进城务工者身上更为明显。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利用熟人和朋友介绍工作比其他方式更是缩短了接近20天。

　　研究背景

　　学术上关于不同求职方式对雇佣结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一般得到的结论是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求职能大大缩短求职时间和成本，增加受雇佣的几率，但是求职方式的使用对工资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的定论。而且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多是基于欧美等国的数据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探讨很少。

　　本研究针对的是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采用不同的求职方式对月收入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庞大数量的流动人口。相比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农村进城的务工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寻找工作机会更容易依赖于朋友或者熟人等非正式求职途径。

　　数据选择

　　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来自200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RUMIC）。该数据包括了城镇，农村以及流动人口三个模块，其中本研究选用了流动人口这一模块的数据进行分析。选用的流动人口信息来自上海，深圳，武汉，重庆，合肥，郑州，杭州，宁波，东莞等15个主要移民流入城市，研究者对这该样本的基本人口特征、健康、教育、就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居住条件和老家信息等做了统计。

　　研究者将被研究者的年龄区间设定为16-65周岁，这个区间的设定考虑到两点：1、因为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会选择进城务工，所以选择以16岁为适龄劳动者的开始年龄；2、根据2018年职工退休年龄调整新规定，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因此研究者将退休年龄设定为65岁。

　　数据统计

　　研究者首先对选取的样本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者将被研究者求职方式分为两种：1、network job search，通过熟人介绍；2、market job search，通过求职网站、招聘启事等。统计结果如下图1所示：

　　图1 不同求职方式统计结果

　　如上图1所示，研究者发现，所选取样本中，只有26.8％的人采用第二种方式找工作，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通过熟人介绍找工作。此外，研究者还发现，相比于年轻迁移人口（研究者将之定义为迁移时间短于一年），迁移时间较久的人更偏爱通过熟人介绍。

　　研究者又进一步对所选取的被研究者的工资收入做了统计分析。由于我国工资是按月支付，因此研究者选用了月收入作为研究变量，其中月收入包括了实际工资、奖金和津贴。此外，研究者还选取了性别，是否少数民族，年龄，出生顺序，教育水平以及是否是本地农村户口这几个变量加入统计，统计结果如下图2所示：

　　图2 工资收入统计结果

　　如上图2所示，研究者发现，通过熟人介绍找到工作的平均月收入为1376.19元，而通过正式申请程序找到工作的平均工资月为1461.82元。此外，通过对比其他变量的统计，研究者发现，通过熟人介绍获得工作的劳动者年纪偏大些，教育程度也稍低些，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本地的农村流动人口。

　　模型建立

　　研究者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半结构模型（asimple semi-structural model）分析不同的求职方式对工资影响，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nformal_i是一个哑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熟人推荐的求职方式，取值为0时表示通过正式申请途径的求职方式。Ln（wages）_i表示个体i的月收入的对数，β表示利率，可以计算出通过不同求职方式找工作的回报率。此外，X代表一系列外生变量。

　　实证研究

　　研究者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图3所示：

　　图3 实证分析结果1

　　如上图3所示，研究者发现，相对于通过招聘求职等求职方式，熟人介绍的方式让工资收入下降幅度为2.4％，这一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研究者又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了教育、职业、行业等代表技能水平的自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图4所示：

　　图4 实证分析结果2

　　如上图4所示，研究者发现，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较大，但是结果并没有显示出由于社交网络的不恰当使用导致职业和技能不匹配而影响收入的情况。

　　机制研究

　　针对上述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影响机制：

　　（1）有限选择的负面信号假说理论

　　在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中， 雇佣者会通过不同的求职方式对申请者的能力进行判断，比如通过内推等求职方式传达的信息是有限选择或者无法在劳动力市场通过其他申请途径找到工作，或者比较弱的议价能力等负面信号，以此对求职者开出较低的工资条件。

　　（2）求职时间和有效性的权衡假说理论

　　工资惩罚可能也体现了通过内推方式求职的劳动者为了缩短找工作的时间成本，尽快的获得工作而做出的权衡。

　　研究者首先对有限选择的负面信号假说理论做了分析，他们将样本中的所有人群分为对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程度不同的群体：

　　1、刚到城市生活的农村流动人口；

　　2、在职岗位不超过一年；

　　3、目前从事的是其第一份工作的劳动者；

　　4、其他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程度强的群体。

　　研究者分别测试了这几个群体在使用两种不同求职方式找工作对月收入的影响情况，结果如下图5所示：

　　图5 有限选择的负面信号假说理论验证

　　如上图5所示，研究者发现，收入损失在对市场弱依赖的劳动者中表现更明显。也就是说，内推带来的负面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影响了工资水平。

　　接着，研究者对第二种理论进行验证，结果如下图6所示：

　　图6 求职时间和有效性的权衡假说理论验证

　　如上图6所示，研究者发现，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求职，平均确实缩短了求职者16.5天的找工作时间。不仅如此，这一效果在初来城市的进城务工者身上更为明显。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利用熟人和朋友介绍工作比其他方式更是缩短了接近20天。这对于手头拮据、初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找工作策略。

　　研究结论

　　研究者通过OLS和IV方法分析了求职方式不同对劳动者月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通过招聘求职等求职方式，熟人介绍的方式让工资收入下降幅度为2.4％，这一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针对上述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存在的机制解释：一是信号机制，熟人介绍可能会给潜在的雇佣企业一种劳动者竞争能力不强、无法通过正式途径找到工作的负面信号，所以雇佣企业会开出相对比劳动力市场低的工资；二是权衡（或者交易）机制，流动人口由于生计的压力，为了更快的找到工作，减少找工作的时间成本，更倾向于向熟人和朋友求助工作信息和接收较低工资。研究者分别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发现这两种机制均成立：内推带来的负面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影响了工资水平；此外，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求职，平均确实缩短了求职者16.5天的找工作时间。不仅如此，这一效果在初来城市的进城务工者身上更为明显。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利用熟人和朋友介绍工作比其他方式更是缩短了接近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