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保监会推出的“以房养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叫好不叫座。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四个试点城市，申请“以房养老”者寥寥无几。

    据保监会披露，截至2016年6月30日，共有42户家庭57位老人参与试点并完成了承保手续；参保老人平均年龄为71.6岁，平均每户月领养老金约9071元，最高一户月领养老金2万余元。

    两年试点时间到期，从当前这种状态或趋势看，这款金融创新产品还真难让人乐观，且对其是否成功的评价上，社会各界与保险机构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社会各界认为以房养老金融产品不合中国金融消费者胃口，其前景不妙，或算是一种金融产品创新失败；

    而保监会则认为不能单纯以目前的数据来论成败，应更看重是其发展趋势，只要它满足了一部分老人的需求，为老年人增加了养老选择，哪怕只有一单业务，也是成功。

    当然，对保监会这种说法，笔者也不敢苟同，觉得即便试点延期，但前景也难预测，同时也不能排除保监会为了“面子”而“死撑”一下和博取社会眼球的可能。

    于是，有一个问题便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思考：轰轰烈烈开场的“以房养老”为何落得如此清冷结局？有关机构已对各种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为“以房养老”与中国现行传统家庭模式下“代际契约”关系形成冲击；

    二为“以房养老”实施效果将受到我国养老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

    三为“以房养老”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金融机构尚缺乏统一的、具有操作性的业务规则可以借鉴形成较大矛盾，可能让金融机构望而却步；

    四为“以房养老”牵涉众多部门，但目前我国该领域法律法规如70年房产土地权属如何确定等领域仍为一片空白。

    从表面上看，这四种因素应是“以房养老”陷入窘境的基本原因所在，但在笔者看来，最关键、最实质的问题是金融产品创新没有遵循普适性原则，导致“中看不中用”，最终难免落于让人敬而远之的结局。

    什么是金融产品创新普适性？普适性就是指金融部门推出每一款养老金融创新产品，不能盲目照搬“舶来品”，一定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尤其要从民众养老观念、养老消费习惯、社会养老机制、家庭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出发，提高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的针对性，使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的“口味”和“脾性”正好适合现阶段国内民众的养老消费倾向，以便消除民众养老消费后顾之忧，最终能激发出民众无限的养老消费欲望。

    就我国而言，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普适性应重点体现在四方面：

    其一，符合最大多数民众养老消费承受能力，尊重养老消费习惯，消除养老金融创新产品推介阻力。

    比如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且民众在消费观念上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房产往往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或遗产，且中国民众与欧美民众在购买房产上资金来源不一样，国内民众以省吃俭用先储蓄再购房，而国外民众则大都以按揭购房为主。

    两种不同购房模式导致房产性价比不一样，国内民众往往期望着房产不仅能最终保值增值，而且也可作为“遗产”传给子孙。而目前我国“以房养老”金融产品正好背离了这一社会经济现实，尤其房产最后增值部分原房主不能分享，更让人无法接受，故而“以房养老”不沦落至冷场结局都很难。

    其二，符合目前中国养老社会资源匮乏及结构不合理、家庭养老为主模式的现状，畅通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渠道。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属于“未富先老”国家，养老资源严重短缺，且城乡养老分割的社会养老模式导致城乡养老资源严重不平衡，更加剧了养老压力。据民政部调查数据，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平均每50个老人不到一张床。且现有的大部分养老机构在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上，与老年人的期望尚存在较大差距。

    由此，大部分老年人无法住上“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只能依靠子女实现家庭养老，而房产既是老人留给子孙的财产与情感维系所在，也是老年人养老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房产抵押给了金融机构，不仅老年人自己情感上过不去，子孙也会因此受到伤害。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2000条网民观点统计，63.2％的网民认为，“以房养老”还不太适用于中国。可见，“以房养老”伤害了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及其子女的感情，因而注定难获得广泛价值认同。

    其三，符合中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满足金融机构防范经营风险需要，扫清养老金融产品创新障碍。

    任何一款养老金融产品推出，不仅不能与现有法律规范相冲突，而且更应得到现有法律保护，其本身才具有存在价值和强大的社会生命力。

    同时，在具体业务操作和风险防范性上，金融部门能掌握精髓，驾轻就熟，并具有可预期的稳定收益，才会放手大干，想方设法把业务“蛋糕”做大。而目前推行的“以房养老”则存在多项软肋：

    一是70年房产土地问题尚未有明确定论，让投保人与受保人双方权益悬而未决，影响双方积极性；

    二是房产税也未最终出台，对“倒按揭”等产品的定价及开展“以房养老”的意愿产生影响；

    三是拆迁问题会引发拆迁费补偿不足、地价下跌等问题，进而影响到保险公司推行“以房养老”业务的积极性。正是由于这些软肋无法解决，“以房养老”便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让民众不敢接受和不愿接受。

    其四，符合金融监管规则，守住不违规违法红线，营造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宽松环境。

    金融创新的本质在于突破现有金融监管边界，打监管政策“擦边球”，以寻觅更大发展空间。但有一点需明白，创新之路无论走多远，都不能违背监管规则和碰触监管红线，否则金融创新就难以防范风险并获得可持续发展，而且一旦出了问题也无法得到监管部门“庇护”。

    尽管此次推出的“以房养老”产品没有出现违规行为，而且也是在得到保监会正式发文确认之后才开始试点的，但“以房养老”监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试点过程遭遇冷落，监管部门该如何疏通、如何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等方面仍是一片“空白”，以至在业务推广过程中陷入尴尬局面，显得束手无策，严重影响了“以房养老”金融产品的社会声誉和形象，制约了宽松生存环境的生成。

    显然，金融部门进行养老金融产品创新，不能只为了吸引社会眼球而耍花架子，应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产品普适性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听取民意，消除闭门造车行为，做足做好普适性文章。如此，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才会获得社会广泛价值认同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不会再落入“以房养老”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