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模式转变、加快科技创新是中国人的共识！

　　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很多，但是综合无数经济学家的理论，结论不外乎就是：经济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要素投入数量增加，一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增加。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会受到资源有限和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制约，所以，创新驱动、尤其是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自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来，我国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断强调这一论断。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更是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到新的高度。

　　事实上，无论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把我国的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科技创新都是绝对的主角，没有之一。

　　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

　　纵观各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路径，我们也能看到过往几条不太一样的路径。

　　路径之一，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创新模式。这个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前苏联。

　　举国投入的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其优越性，但是毕竟也有很大的缺陷。

　　虽然苏共要求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期间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适合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虽然苏联党政领导机关连篇累牍地号召实现“集约经营”、“增长方式转变”，但是据苏联经济学家阿甘别疆的计算，从1961—1984年的24年中，要素生产率提高无几。（资料来源：《吴敬琏文集》（中），第727页，中国编译出版社）

　　我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苏联经济增长之路，自从1956年初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始，我们一直采取政府直接操办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由政府制定规划，提出项目，然后动员和分配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关，并制定国有企业进行从技术发明到产品的转化，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巨大成果。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路径的适用性是有限的。昨天的优势可能就成为今天的劣势。

　　路径之二，是市场经济+强政府干预模式。

　　以二战以后的日本、韩国为代表，也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

　　日本通产省在战后的机械工业振兴运动、电子工业振兴运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公关等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被看成“亚太模式”的范例，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

　　1976年-1979年，为了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政府并投入大量补助。

　　1980年日本比美国在半年研制出64k存储器，比美国在两年研制成功256k存储器，并由政府支持的大财团生产和销售。

　　1981年日本生产的64k动态随机存储器已经占领70％的世界市场份额。

　　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经占领世界市场份额45.5％，高于美国的44％。这种路径也显示出在某些方面的巨大优势。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功的路总是难以复制。

　　在半导体产业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希望同样在开发高清晰度电视（HDTV）方面复制这个成功。并于1991年正式开始模拟式HDTV节目的播放。

　　但与此同时，美国以千军万马各显神通、谁取得成功就以它的技术标准作为行业标准的方式进行视听技术的研究，1988年，美国有不同公司开发的、互不兼容的24个HDTV制式方案。

　　结果在1991年，一家美国公司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开发数字式HDTV的计划，接着另一家美国公司在1993年开发出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使得在单个频道中传输多达10套电视节目。

　　199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数字式HDTV标准，使日本在模拟式HDTV方面整整20年的投资毁于一旦。

　　在日本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计划能力终极是有限的，科技创新的火种总是存在于社会大众的各个领域，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路径之三：市场竞争为主的创新模式。

　　政府通过建设竞争性的、透明和公正的的市场规则，并辅以建设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和资本市场激励制度的科技创新制度。

　　美国无疑是这方面的领先者。美国不仅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教育体系，有大家心心念念的纳斯达克市场，2018年底，标普500指数的行业市值构成中，科技+医药的市值占比高达38％，而我国沪深300指数的行业市值第一名是金融业，市值占比43.8％。

　　科创板是推动科技创新

　　几个维度的聚合点

　　在《金融不虚》第七章“打铁不忘自身硬”的开篇，笔者有一篇题为《竞争论》的小文章，观点是不管是企业竞争还是国别竞争，大家最终竞争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取决于科技、金融和组织。

　　《金融不虚：新三板的逻辑》

　　高凤勇、布娜新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科技解决的是某个垂直方向资源配置的手段问题，金融技术通过价格信号解决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流向，而组织，是一种生产关系，最终解决如何激励人的问题，而科技创新终极也是更多要依靠人力资本。

　　我们要在上交所建设科创板，恰恰是结合了上述几个方面的聚合点：我们建设一个资本市场推动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为科技创新提供最灵活的资源配置舞台和最好的激励模式，从而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的创新驱动氛围。

　　这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极端必要、极端重要的。

　　建设更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推动科技创新

　　科创板作为笔者建议的“科技大大板”，更多地会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在市场机制下选择出优秀的企业，使强者恒强；

　　注册制环境下，市场的筛选机制更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强者恒强，这个会跟A股有很大差异。

　　而每个领域的强大企业都会在自己周围引领一个科技生态链条的形成，从而引领整个行业的科技创新。

　　第二、给予优秀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超强激励；

　　作为最好的投资退出舞台，交易所的这种激励使更多的科学家、科技人才关注成果转化，激励企业家重视对研发的持续投入、对企业科技人才激励与任用的制度的建设，也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去寻找“下一个”科技奇迹。

　　但是科创板绝对不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全部，科创板的容量有限，注定承载不了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并拥有不同发育水平的科技创新企业。

　　我们千万不能对科创板的孵化和培育功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在这个领域，恰恰是新三板市场大有可为的空间。

　　新三板市场定位于科技创新型、中小型企业的主战场，要打造更好的孵化和培育功能。

　　新三板要融合好社会的风险资本，与孵化器、加速器、各地股交中心、沪深交易所市场一起交相辉映，形成真正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板块，重复建设不好，完全没有竞争也不好，大家相互错位、有限交叉、适度竞争的格局也许最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

　　所以多读原文件中关于定位的阐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