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19年中国“两会“正式拉开序幕。本届两会传递出的信号中，在减税降费、基建补短板、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做出明确政策安排。而2019开年以来，政策利好和中美贸易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利好叠加，中国资本市场也一扫去年的阴霾，截止3月11日收盘，上证年内累计涨幅超过21％，乐观情绪弥漫。

　　正如笔者在此前的专栏文章《2019：探寻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中提到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部的深刻变化，去年11月市场普遍对2019年经济预测十分悲观，但在笔者当时就提出，真实情况也许会存在改善空间，中美贸易缓释与政策放松或是两大助推器。而现在市场乐观情绪已被点燃，喜忧之间转化之快甚至超出预期，让人也不得不在这资本市场狂欢之际，冷静的思考下未来乐观情绪何以兑现的关键。

　　其实，在笔者看来，虽然当前内外部风险迎来一些改善，但毕竟利好政策落地尚有时滞，改革开放如何推进也需观察，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2019出口面临的巨大压力，中美大国博弈的深层矛盾，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实施中的效果和阻碍等问题都值得关注，中国经济上半年也仍将面临一个艰难的调整期，在经济出现明显反弹之前，保持谨慎与风险意识仍是必要的，切勿过度透支乐观情绪，失了危机意识。

　　2019出口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今年中国出口或将面临不小压力，2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同比增速为-20.7％，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速为-16.6％，远不及市场预期，虽然由于春节扰动导致年初贸易额波动较大，但2019年前两个月贸易额加总后的比较仍不乐观，以美元计出口下降4.6％，全年出口前景仍然忧患重重。

　　其中，贸易战尚未“停战”的影响仍在发酵，2019年前两个月，中国对美累计出口暴跌14.1％，是年初以来出口下滑的主要拖累。近期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贸易谈判很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两国距离达成最终协议仍有分歧需要解决。而即便中美贸易摩擦明显改善，前期“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也会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短期内难以获得明显好转。展望全年，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不佳，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出口形势或将承压。

　　贸易谈判有望达成，但执行机制仍待观察

　　经历了多轮磋商的中美贸易战于上个月曙光初现，原定于3月1日加征的2000亿中国输美商品关税也被推迟。中美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笔者认为，贸易谈判在山重水复之后出现转机，达成协定是大概率事件，但两国距离达成最终协议仍有分歧需要解决。必须看到的是，达成协定仅仅是中美贸易争端解决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后续贸易承诺执行机制则更为关键，可以预见协定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更多波折。

　　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美贸易协定远非“广场协议”》中提到的，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远远超过经贸关系的范畴，同时涉及技术、金融、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经贸关系作为压舱石，牵一发而动全身。明年又将进入美国大选年，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反复和不确定性，民粹主义的回潮，加之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与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将和美国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发生大国之间的博弈，特别是技术领域、经济体制领域的分歧短期难以消除，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积极财政落地，减税降费应更注重结构性调整

　　积极财政是本轮稳增长的关键，但相较于早前几轮的稳增长政策，财政刺激往往与政府债务积累相伴，这意味着为防止重蹈覆辙，积极财政需要更加精细化下达。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今年的积极财政重在减税降费，基建投资重在起到托底与补短板的作用，而非大干快上。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了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比2018年多出7000亿元。同时进一步提出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由16％降至13％等措施，调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16％。在此背景下，2019年赤字率目标已从2018年的2.6％提升至2.8％，以落实积极财政。而剔除上年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后的实际赤字率将会更高，实际财政支持力度可能更大。

　　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结构性问题。由于“五险一金”缴纳基数存在上限，企业为不同税前工资水平员工付出的社保税负比例有所不同。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保税负过重，不只是由于费率过高造成，缴纳基数相对偏高是另一个主因。员工个人承担的比例也在缴纳基数上限附近达到最高。长期来看，减税降费如何更加注重结构性调整，兼顾减轻企业负担和税负公平是值得探讨的方向。

　　货币政策难在如何疏通传导机制

　　自去年7月份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总体转向宽松。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货币政策稳健、松紧适度、不搞“大水漫灌”。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也是难点在于疏通传导机制，降低实际利率，解决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意味着货币政策仍重在疏通传导机制，让银行间充裕的流动性能进入实体企业，而非成为套利工具在金融机构间空转。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仍需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当然，当前决策层希望通过“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同时，通过现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可以更好做到服务普惠金融。但在笔者看来，通过创新科技手段，运用金融科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方式参与金融普惠更有优势，可以多渠道推进。与此同时，相比发达国家，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直接融资比例偏低，未来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势在必行。目前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值得瞩目，如在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改革方面能够稳步推进，预期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也将有所改善。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发力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外部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也为缓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难多难局面”提供了支持，整体前景并不悲观，市场上乐观情绪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但要想兑现这种乐观情绪，避免悲喜之间的快速转化，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环境，特别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走弱，国内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执行存在的矛盾，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冷静看待当下中国经济局面，落地更多长期改革措施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