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等等。2019年我国减税规模较大，但也有人认为不及市场预期。那么，为什么要减税？为什么减税规模会受限，即减税阻力在哪？2019年减税规模到底有多大？减税有什么影响？

　　1、为什么要减税？

　　税收是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减税的原因要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说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图1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所谓结构性问题是指，我国技术进步放缓，制度改革红利消退，激励兼容机制破坏，劳动力减少，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下行趋势。周期性问题是相对短期的，指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引起的经济周期向下，以及一些部门债务风险较高需要去杠杆，引起的金融周期向下。

　　既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有结构性和周期性两方面因素，那么稳增长就应该从这两方面着手。从解决结构性问题来稳增长，起效慢，但却是稳增长的根本方式，相反，从解决周期性问题来稳增长，起效快，但是只能熨平经济波动，无法使经济长期增长。而减税则可以同时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来实现供给需求双扩张，从而达到生产扩张，但通胀温和（如图2所示）。

　　从需求端看，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扩张需求。企业是否投资由投资回报率决定，而投资回报率和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等正相关，但是和资本存量、融资成本、税收等负相关，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改变比较困难，目前中国提高投资回报率主要从资本存量、融资成本、税收着手。去产能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率，一方面，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作用下，去除一部分产能，自然提高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破除一部分落后产能，保留先进产能，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自2018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做减法转向做加法，通过信贷、债券和股权融资三支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通过减税增加企业利润，这些也会提高投资回报率。2019年的政策仍是2018年下半年的延续，去产能放缓，加大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来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企业扩大生产、投资。

　　在稳需求来方面，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各有优劣。减税的优势有：第一，相比政府，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第二，减税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而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即使定向货币政策，也无法完全控制货币流向，这将增加债务风险、汇率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第三，降低企业债务风险。中国企业债务风险较大，减税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务风险。另外，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使政府债务大量积累，不加税情况下，扩大基建投资还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增加政府支出的优势有：第一，增加政府支出在程序上更快。第二，经济衰退境况下，居民和企业的边际支出倾向下降，而政府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三，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乘数效应，即政府支出或税收变动一单位带来的整体收入变动幅度，增加政府支出乘数大于减税乘数。

　　仅从短期稳增长效果来说，增加政府支出的优势是大于减税的，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政府支出增加幅度不如市场预期，这是因为政府明白中国经济下行不仅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根据我们用生产函数法的测算，2012年之后，中国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但是经过2015年以来的去产能，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幅度已经很小，未来几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只有5％-6％。在不解决结构性问题之前，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增长，最后带来的只是债务风险和通货膨胀。

　　如果考虑到对供给端或者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减税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为减税不仅可以扩张需求，还可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速，扩张供给。

　　首先，减税可以提高资本存量。在折旧率确定情况下，影响资本存量的是投资。减税刺激企业增加的投资，是短期需求，也会形成资本存量，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资本存量及其增速进行了测算，发现2010年之后资本存量增速大幅下降。另外，我们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速影响因素拆分发现，资本存量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绝大部分，TFP增速和劳动力增速的贡献已经很小，如果能够提升资本存量的增速，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扭转下行趋势。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在技术进步难以大幅提升，劳动力增速不断下滑情况下，仍需要大规模投资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而减税则是重要的激励方式。

　　其次，减税可以提高TFP增速。影响TFP增速的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等。我们测算的近几年中国TFP增速趋于0，这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下滑引起的，未来几年TFP可能会负增长。比我们更悲观的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2014）认为，2007-2012年中国TFP增速就已经连续为负。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利润，进而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TFP增速。另外，绝大部分税收是扭曲税，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减税本身就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构性减税，还可以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率部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TFP增速。

　　可见，减税不仅可以用于短期逆周期调节，也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不仅可以用于熨平经济波动，还可以用来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可以通过供给需求双扩张，实现产出增加的同时，通胀温和。

　　2、减税的阻力在哪？

　　既然减税有那么多好处，那为什么很少有国家能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存在阻力。

　　第一，支出约束。由于支出端硬约束，很难进行减税。支持减税的一个理由是，根据拉弗曲线理论，减税可以通过刺激经济扩张实现税基的扩大，最达到税收增加。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更适合长期情景，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拉弗曲线理论。美国1980年代的减税消除了“滞胀”，但结果却是财政赤字大幅上升。

　　第二，债务风险。在支出无法削减情况下，减税将带来债务增加。不仅如此，发行国债带来的市场利率上升可能对居民、企业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另外，李嘉图等价限制下，发行国债和加税的效果是一样的，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增加储蓄、减少开支，应对未来的增税，这也是发行国债对经济的挤出效应。由于美元国际铸币税的存在，国际资本对美债的购买，一方面可以不断地为美国提供融资，使美国债务风险很小，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场利率，进而导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较低。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不够，中国国债发行面临的困难要比美债大很多。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减税，因为我们的支出还有一些削减空间，对于国债发行的挤出效应也不必过度担心，一方面，货币政策配合下的国债发行，作为跨时空优化资源配置的工具，必要时是可以使用的；另一方面，也不用过度担心李嘉图等价的限制，由于企业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或者缺乏金融工具平滑支出，李嘉图等价至少短期内不成立。

　　3、减税的规模的有多大？

　　两会报告明确2019年稳增长将更加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一个重要着力点就在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注重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万亿元，结构性减税方面主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关于增值税改革，最早源于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财税〔2016〕36号文（以下简称36号文）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各项具体实施办法。明确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后的具体细则，并对现行关于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增值税规定做出了修订。36号文中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至此，增值税将全面替代营业税，覆盖原来适用营业税的所有行业。36号文第三章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6％、11％和17％三档税率以及零税率，具体适用如下表所示。征收率一般为3％，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36号文中规定的增值税应税行为被分为三个大类：销售服务；销售无形资产（新增）；销售不动产（新增）。其中，销售服务细分为七个类别：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新增）、金融服务（新增）、现代服务、生活服务（新增）。

　　除了上述新增的分类外，36号文对部分原有分类进行了调整（例如，原归入现代服务业中文化创意服务商标和著作权转让被归入销售无形资产大类）。对无形资产进行了更加宽泛的定义，连锁经营权、会员权、网络游戏虚拟道具、域名等资产出售也被明确纳入增值税范畴。具体的税目分类如下：

　　2018年末，国内增值税缴税规模达到61529亿元，超过所得税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因此增值税政策变化备受市场关注。根据十九大精神，2018年5月1日开启增值税第一轮改革，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增值税前两档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增值税三项改革2018年5-12月减税规模约2700亿元，制造业减税占35％。2019年两会将启动增值税降税第二轮改革，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税率不变，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根据2018年我国增值税收入，可以推算出2019年增值税将会按照悲观、中性和乐观三种情形下预计增值税规模在6.3-6.7万亿元区间，这样测算出来16％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降税规模在2145-2270亿元，10％档增值税下调一个百分点降税规模在909-963亿元，总计减税规模在7300-7800亿元左右。

　　4、减税有什么影响？

　　根据我们测算，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税率降至13％，平均将会增厚净利润8.01％，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税率降至9％，平均将会增厚净利润3.3％，采掘、商贸、化工、计算机、纺织服装、通信行业将是增值税减税最大受益者，其中化工、采掘、建筑装饰、医药生物、汽车制造业实际减税规模都超过百亿元。整体显示，增值税减税对上游制造企业利润增厚幅度最为明显，采掘和化工净利润增厚幅度达到13.99％和10.95％，下游的食品饮料、汽车制造等受益影响较弱，净利润增厚幅度分别为6.03％、6.9％。根据测算，此次降税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净利润总额增加989.80亿元，交通运输业等净利润总额增加84.99亿元。

　　4.1、对工业制造业企业影响

　　由于工业制造业自2018年5月1日税改以来一直按照16％缴纳增值税，之前的营改增未调整其增值税率，但是随着增值税改革，降税有望推动制造业利润总额回升。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不同，抵扣和受益的规模也不同，制造业上游企业购入的动产机器设备、生产线等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新增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则无法作为进项抵扣。

　　从绝对规模上看，上游制造业中化工和采掘应缴增值税税额最高，分别达到1260.84亿元和1183.51亿元，远高于其他上游制造业；中游制造业中，电子设备制造业、计算机两个行业应缴增值税税额最高，分别达到342.96亿元、217.25亿元，远高于中游其他制造业；下游制造业中建筑装饰承担了制造业行业中最高增值税额，达817.47亿元，其次为汽车和生物医药制造业，分别达到647.33亿元、635.48亿元。此次增值税率由16％下降至13％，根据上市公司2017年财报数据测算，制造业全行业增值税下降约1319.74亿元。其中上游下降约597.24亿元，中游下降约303.94亿元，下游下降约418.56亿元。下降绝对值最大的行业分别为化工、采掘、建筑装饰、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分别下降209.21亿元、196.38 亿元、135.64亿元、107.41亿元、105.44亿元。此次降税总共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增厚幅度8.01％，受利润基数影响，上、中、下游分别回升12.47％、7.41％、5.68％，采掘、商贸、化工、国防军工利润增厚幅度最大，分别达到13.99％、11.16％、10.95％、9.85％。

　　总之，增值税降低税率，将会使绝大部分有大额资本支出（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购置或建造）制造企业增值税额度有不同程度下降，通过增值税减税政策有望提升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以此来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4.2、对房地产行业影响

　　房地产业具有开发周期长、重资产、复杂化、资金占用量大等特点，36号文对房地产老项目和老不动产制定了相关过渡政策——可选择适用5％征收率的简易计税方法。营改增后，由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不动产的购置价格一般占房地产销售价格的比例较大，则在此过渡政策下，短期内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税负将会基本维持稳定或小幅上升。

　　但从长期来看，房地产新项目主要适用10％的税率，整个房地产上市公司应缴增值税规模为509.7亿元，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减税规模达到46.76亿元，增厚企业利润幅度为1.97％，远远低于行业平均利润增厚水平，且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人工成本、融资成本构成占据一定比重，在人工、利息支出不能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情况下，未来该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并不会显著下降，反而可能有所增加。

　　考虑到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以及不动产投资带来的保值增值效果，增值税降低后不动产抵扣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业房地产的销售，短期内会使该类型企业的增值税负明显降低。但是从房地产业从税基和税率的角度看，增值税降低一个百分点对行业的税负影响较小。

　　4.3、对商贸零售行业影响

　　增值税下降对毛利率低、费用率高，也就是说对净利率低的行业利好明显，这对零售板块净利率徘徊在3％上下的行业利好明显，这次降税商贸零售行业由16％增值税受惠调整至13％，降税效果留存在行业内，则对行业整体净利提升大概在2.56％左右。零售行业各细分行业龙头对上下游议价能力较强，行业有望将部分降税效果留存在行业内，建议关注收入规模居前的各细分行业龙头，我们按2017年年报计算有望对个股利润提振：苏宁易购102％、中百集团122％、步步高38％、百联股份22％、红旗连锁19％、跨境通17％、永辉超市16％、家家悦14％、天虹股份13％。

　　4.4、建筑行业影响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所适用的流转税由价内税调整为价外税。从税率上看，10％的增值税税率较3％的营业税税率有较大上升，实际税率增幅约为230％，且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增值税的销售额中无差额扣除项，在不考虑进项税抵扣的情况下，增值税税负较营改增前的营业税将大幅上升；而采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其增值税税基与营业税的税基相同，税率也相同，如保持销售价格不变，其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时的增值税税负与营业税相比有所降低。

　　收入端，建筑企业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方式将增加的增值税负转移至下游（即假设价格保持不变）；在成本端，对于建筑业成本中占比较大的人工、材料费等支出，实践中通常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进项，从而无法充分享受因增值税税费降低而带来收益。因此目前已经处于整体微利状态的建筑行业而言，至少从短期来看，增值税降税对行业的正向影响较小。对于下游的建筑装饰和建筑材料利润增厚幅度达到7.29％、5.64％，增值税降税对建筑装饰和建筑材料正面影响显著强于建筑企业。

　　4.5、对金融行业影响

　　金融服务税目的征税税率依然是6％的增值税。对银行而言，由于其经营范围和业务的限制，其可取得的进项税范围较小，其可能获得的进项税来源主要为不动产、设备等动产的购入和其他服务的购入等，金融企业实际的税负成本可能会基本保持不变。

　　为了保证金融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实现平稳过渡，在制度设计上很大程度上沿用了目前营业税的免税处理，基本保留了原有营业税下的免税优惠，如金融企业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税、涉农贷款利息免税、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利息免税、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收入免税等，金融服务业从税基和税率的角度看，增值税降税对其实际税率负担影响较小。

　　4.6、对生活服务行业影响

　　生活服务业涉及行业较广，涵盖与居民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大部分生活服务业增值税后主要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其中36号文明确提供文化服务的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征收率为3％），此举可维持相关行业整体税负基本不变。但是以教育行业为例，该行业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提供非学历教育的企业将自己提供的教育服务归入文化业项下“其他文化业”中的培训活动，从而适用3％的营业税税率。改革之后，教育服务被单独列项，独立于文化服务。而教育服务无法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政策，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只能适用6％的增值税，由此可能会导致相关企业的税负上升。

　　另外考虑到某些生活服务业（如餐饮行业、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的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消费者，较难区分是商务用途还是个人消费，因此36号文明确规定购买此类生活服务所含有的增值税不能申报进项抵扣，纳税人实际发生的交际应酬费也属于个人消费，不得进行进项抵扣。由于生活服务业大部分可能属于个人消费者，往往无法抵扣购买服务中含有的增值税，因此如果生活服务业企业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转移税负，那么其消费者接受服务的成本将可能增加。可见增值税降税，但是对于6％档的生活服务行业不仅无法受益，反而因为抵扣问题，增加了普通消费者和相关企业税负水平。

　　5、小结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本文测算结果是建立在假设含税下游卖价不变，含税上游含税买价不变基础上，主要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增值税降税对企业的影响，但与上市公司访谈中发现，实际的减税效果既要看行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对上下游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也包括企业整体应缴增值税税基，以及企业的毛利率、原材料、人工、折旧、摊销费率支出等因素影响，因此，增值税减税对行业的影响较为确定，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从增值税减税中获利，尤其是对于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增值税减税对企业的直接利好可能要比实际估计的要低一些，较为确定的是增值税下降对毛利率低、费用率高，也就是说对净利率低的行业利好明显。总之，减税是手段，不是目的，重点是通过扩大减税面、提高减税额等结构性和普惠制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减税的溢出效应，最终使得产业链的上下游以及消费者受益，从而在微观上有助于降低企业流转环节税负，利好高端制造业和创新型企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中观方面，采掘、商贸、化工、计算机、纺织服装、通信等行业将是增值税减税最大受益者，在宏观方面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有助于增加投资和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