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十分不平凡，这是很多人眼中“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局势景气不足，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去杠杆进程如火如荼、贸易谈判徘徊不前… 2019已经到来，很多2018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并未解决。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一年？如何在扑朔迷离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和方向？金融界特邀10大经济学家与您一起探路2019，问道未来！”

　　嘉宾介绍：潘向东

　　潘向东，经济学博士，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理事。

　　观点1 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是此轮经济周期的顶点

　　观点2 2019年主要以稳杠杆为主，中国宏观杠杆率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

　　观点3 美元资产的预期利率和资金收益率将下降，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本币贬值压力也将有所缓解。

　　观点4 大国之间应加强沟通，增强互信，降低冲突爆发的概率。

　　观点5 中国央行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让我们度过更多的经济困难。

　　访谈全文：

　　金融界：2018年过得非常不平凡，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去杠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展现了疲软。您认为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看待全球经济的2019年？

　　潘向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的经济形势做了一个定调，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对未来经济运行，做出了“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这样的措辞来描述未来的经济形势，这是近年来第一次，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管理，这样的措辞充分说明未来形势的复杂。

　　这样的预期，复杂的经济形势带来的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首先海外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和金融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得到多大程度上的缓解也存在很大的变数；

　　第二， 中国内需也出现下行的压力，消费增速下行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投资需求也存在下行的压力。

　　在这种内外“共振”带来的压力之下，经济可能会面临“失速”的风险，为了避免出现经济“失速”，为了避免复杂的内外环境带来的“风险”，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的思路就给出了6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这个工作思路来判断，预计2019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6.0-6.5％。

　　看海外经济，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是此轮经济周期的顶点，2019年之后美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可能减弱，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可能会使特朗普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难以实施，加上美联储不断加息的滞后影响，有效需求或将收缩，进而拉低实际经济增速，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是这轮经济周期的顶点，此后将有所回落。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全球贸易局势不明，2019年欧洲、日本、新兴经济体等地区的经济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金融界：2019 年经济前景扑朔迷离，去杠杆在这样环境中应保持怎样态势？2019 年，去杠杆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

　　潘向东：201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很多重点会议淡化去杠杆，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把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重要任务，说明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长期目标不会因为短期的国内外环境而改变。这需要防止重走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老路，导致宏观杠杆率抬头，同时也会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

　　2019年主要以稳杠杆为主，在此前提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企业尤其是国企继续去杠杆，同时为了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速，需要有部门加杠杆，中央政府杠杆率不高，是最适合加杠杆的主体，地方政府由于存在债务风险，可能只会适当加杠杆来为基建补短板。

　　我们注意到政策关注稳杠杆，从一季度的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的“结构性去杠杆”，到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到“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可见杠杆的政策总体未变。

　　金融界：春节前夕，央行全面降准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震撼。从准备金率水平来看，中国央行仍保持全球较高水平，尤其相比发达经济体准备金率。是否可以认为央行还有大的操作空间，让我们度过更多的经济困难？2019年里，您认为中国会走向宽松吗？

　　潘向东：从准备金率水平来看，中国央行仍保持全球较高水平，尤其相比发达经济体准备金率，同时中国利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也存在降息空间，这些确实都意味着中国央行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让我们度过更多的经济困难。

　　2019年货币政策可能在维持稳健的前提下，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重点在疏通传导机制。在内外环境都复杂的条件下，要实现全年的经济“稳”的目标，当然只能依靠“逆周期”的宏观政策。

　　在宏观政策主基调是“强化逆周期调节”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必然是朝着积极的方向走，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支持，流动性就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充裕，预计一定的时候会选择降准和降息。

　　货币政策重点在于疏通传导机制，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是由于经济下行加上信用风险增加，银行风险偏好下行，资金积累在短期、低风险资产上，没有很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为了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更好地实现稳增长，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流动性合理充裕，在此基础上，通过缓解银行资本约束、调整MPA考核体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金融界：美联储在最近一次的议息会议中罕见转鸽，鲍威尔的发言让很多货币领域专家认为，美联储存在2019 全年不加息的可能性。您认为美国重新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中国应该怎样应对？

　　潘向东：美联储在1月议息会议上继续按兵不动，强调鉴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以及通胀压力的减弱，在决定未来如何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时美联储将保持耐心，并且在声明中删除进一步渐进加息的措辞，表态偏鸽。

　　美联储的加息策略，可能是边走边看，只是加息进程放缓，还谈不上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如果美国重新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么将会防止美国经济过快向下调整，进而带动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此外，美元资产的预期利率和资金收益率将下降，一些跨境流动的资金将流出美国，同时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本币贬值压力也将有所缓解。

　　从中国而言，美国重新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将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将有所打开，降准、降息都有可能。

　　金融界：中美贸易在2018 年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美的相互制约造成了很多与中国下游产业链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损失，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是全球性的。您认为2019 年，大国之间应该如何配合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潘向东：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国之间的冲突不仅对这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还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失，而其他国家受到损失，也会再对冲突当事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带来全球经济风险。

　　2019 年，大国之间应该配合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避免带来全球风险：

　　第一， 大国之间应加强沟通，增强互信，降低冲突爆发的概率。

　　第二， 继续维护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在这些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等国际问题。

　　第三， 各国要加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有利于技术交流、改善全球资源配置，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开放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居民福利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第四， 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这些发展中国家已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况且参与全球治理、制定国际规则，既有利于改善参与国的形象，也能给参与国带来切实的好处。

　　第五， 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制定并利用了有利于自己的贸易、金融、政治等规则，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比较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这些国家的重点应放在发展本国经济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应适当弱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