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23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笔者注意到，这是 2019 年首次“深改委会议”。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有句充满“内涵”的点睛之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中央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义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的“划时代”高度，有何历史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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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起点。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从这里出发，中国经济从濒临崩溃，“直挂云帆济沧海”跃居世界第二，谱写了全球经济史上神话般的奇迹。

　　这次会议为何能产生如此神奇的效力？

　　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邓小平被誉为 20 世纪全球最伟大政治家之一，他的非凡领导力引领了改革开放。可以说，在那个时间、那个现实条件下，没有任何人能比邓小平做得更好；

　　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拨乱反正、不折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罕见的一段“聚精会神搞经济”的阶段，实现了经济繁荣和腾飞。

　　冲破了思想禁锢：明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两个凡是”，实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释放了中国人民被长期压制和束缚的激情和活力，并通过以下具体行动改写了国家命运：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发现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居然如此之简单；

　　建立经济特区，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资源和经验；

　　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中国实现了与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融合；

　　民营企业从 0 到“五六七八九”，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中流砥柱；

　　国企从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变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企业，从全面亏损变成世界一流，实现了华丽转身；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华文明以“不可逆”的姿态融入了全球经济的海洋。

　　可以说，过去 40 年的成就，无不可以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奠定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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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成功到伟大的历史跨越：十八届三中全会

　　既然过去 40 年如此成功，为何还要又一个“划时代”的“十八界三中全会”？

　　与印度、巴西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过去 40 年表现更为出色。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两个关键点：

　　虽然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1/6 左右；

　　虽然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5％ ，但这一阶段只是“低垂的果实”，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仅为 13％ 。换言之，“小时候胖不算胖”，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才是真正的成功。

　　▲日本与韩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儿”

　　与过去 40 年相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好走的路走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大而不强：中国制造已经世界第一，但创新能力依旧令人忧心，不仅仅是芯片，从汽车到钢琴，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品牌、高端和核心能力都成为中国制造的短板和痛点；

　　代价高昂：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但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如何实现“洁净的增长”，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 2018 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世界 180 个国家空气质量排名，中国排在 177 位，只超过了 3 个邻国——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

　　不平衡：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从美国到巴西、墨西哥、法国、土耳其、菲律宾……肆虐全球的民粹主义，时刻警醒我们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如果说上一个 40 年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未来 40 年就要努力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蒙格斯报告》：贫富差距越过“破坏拐点”

　　不可持续：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危机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引领了全球经济繁荣，但危机后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爆发中美贸易战，更凸显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必要性。从 2008 - 2018 的十年间，中国经济仍在努力寻求“新的平衡”。当前，以房地产、银行信贷、基建投资实现“稳增长”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因此，中央将“去杠杆”、“防风险”作为新时期的重大任务。

　　▲图片来源：财经杂志

　　“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起来时少”。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比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好……而公众的期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理解了这些经济社会压力和现实，不难明白为何十九大提出以下“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

　　如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能成功破解上述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实现更为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无疑，这和过去 40 年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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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过去 40 年非常成功，但并不容易。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改革开放一度陷入“迷茫”，直到小平 92 年南方讲话才重新“步入正轨”。“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南方谈话振聋发聩。

　　过去 40 年改革也曾面临生死考验。我们经历了价格闯关的教训、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灰飞烟灭、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国企改革“破三铁”的剧痛、国有银行改制的争议、分税制改革的利益博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恐惧，才有了后来的经济腾飞。

　　80 年代末，朱镕基在上海任职期间曾言“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这句话已经为过去40年的历史不断印证，也是指引未来40年的关键密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6 条改革，能否落实这些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2019 年 1 月 23 日，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强调：

　　要对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打下决定性基础。

　　从 2013 - 2018 年的改革实践来看，落实并不容易，改革已到“深水区”。深改委第六次会议有个新提法值得关注：

　　改革方案落地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逐层细化，精准有效，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根据实际来，不能一刀切；

　　要防止空喊改革口号，防止简单转发照搬中央文件，防止机械式督察检查考核。

　　这两点非常给力、精准，直击当前官场两大流弊：不作为与高级黑。联想到 2018 年 11 月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上的吏治”、政治局会议提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改革执行力”正在成为中央新的聚焦点。

　　2013 年 11 月 7 日，新华社发表长篇雄文《梦想在召唤，改革再扬帆——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该文引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专家观点直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害”：

　　“改革已进入胶着期。面对社会矛盾的堆积，发展风险的叠加，改革谁、谁来改，谁受益、谁受损，群体之间、体制内外、上下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这是一幅 4 米多长的“万里审批图”，上百个不同颜色的小方块堆积排列，标明了一个投资建设项目的漫长征程：经过 20 个委、办、局，盖 108 个章，缴纳 36 项行政收费，累计审批工作日 2020 天，即便按最短的关键线路走，仍需 799 个工作日。广州市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曹志伟接到中央编办参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座谈会邀请函，随即把他绘制的这幅图寄到了北京。这幅图中， 36 项行政收费，占工程成本的比例高达 11％ 。曹志伟说：“审批背后是部门利益。”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以中国当下的改革形势而言，部门利益的藩篱和一些官员维护手中权力的欲望，比以往更为严重，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者。

　　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就是放权、让利、开放。放权，不但向地方放权，而且向老百姓放权；让利，不但向地方让利，而且向企业让利；开放，不但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对内开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一针见血：“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变成公司，地方干部变成经纪人，地方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与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改革过去更多从增量利益的分配上入手的话，现在到了需要调整存量利益的时候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说。

　　“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衰减，急需改革红利的弥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不能再靠高速增长维持和掩盖。今后的‘中国速度’，比的不是增长速度，比的是转型的速度，说到底是改革的速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我们这一代以改革开放的参照系看，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了，他们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从这方面讲，不改不行。”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改革要取得突破，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

　　“改革其实是一个函数，因变量是政治家的决策，自变量是公众的创造和推动。公众的创造和声音，一旦形成社会共识，政治家就可以利用共识突破阻力。”刘胜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