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笔者提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论断。中国经济转型“三期叠加”的界定，实际上只是转型期中国经济运行的表象；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完成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的重塑，以及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分工调整。由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充满着不确定性，相比于比历史上其它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过渡带来的经济转型进程，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通常会更长，复杂性会更高。比如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当时全球经济格局未变，日韩当时的经济转型仅需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即可，中国当前在转型中碰到的贸易冲突和国际经济新竞争格局也表明，日韩的国际产业转移经验如“雁行理论”等，对于中国并不太适用，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开创具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发展道路，正是对这一转型道路的探讨。转型道路的漫且长，决定了中国经济会经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

　　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经济转型是经济体主动将旧增长动力转换到新增长动力上的过程。转型过程中，新增长动力的培育通常要慢于旧增长动力的放弃，因此，经济转型必然伴随有经济增速“下降——走平——回升”的三个不同阶段。在整个转型期间，经济增速会有2次拐点、2次转变过渡期。中国经济自2012年进入走平阶段后，目前已在底部平稳运行了6年，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态势和国内经济运行格局演变态势，中国经济2018年已临近“底部徘徊”阶段尾声，预计2019年将走出已延续6年的底部时期。

　　从经济成长的阶段论角度，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由起飞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从5-10年的长期视野看，中国经济仍然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后半期，但是经济增速将从前半期的高速下降到中高速。参考各国转型期增速换挡的经验，起飞后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将落在6％-9％。按此标准，当前7.0％上下的经济增速，实在是完美得很！

　　国际经济新格局迹象已渐趋明朗

　　虽然当前国际经济运行环境日趋复杂化，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方向未变，变的仅是发展的形式和路径。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和金融按照货物、金融的双闭环方式循环。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定位和分工，是大家熟悉的模式。这一单向循环模式显然要注定有走到头的宿命！但在维持阶段，却是中国等生产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实现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经历了“脱钩论”与闭环位置“变换论”的争论，近几年的发展表明，国际经济不会“脱钩”，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也不会是简单的“互换”。2016年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表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群”虽然矛盾增多，但各国积极建“小群”的趋势却并未减，显然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多边主义倾向正在得到强化。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看，区域一体化是第一步，区域一体化规模扩大后才会升级到全球化。2008年前，各区域经济体争相外延扩展，力图是本组织扩展为全球性组织；2008年后，国际经济格局先是经历了一段混乱期，国际社会甚至一度怀疑欧元会解体，但2016年后世界经济的新发展趋势是，全球化停顿甚至面临倒退威胁的同时，更多的区域一体化得到了发展——中美双方都在努力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各类区域经济组织，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退出TPP和另建“美加墨”新贸易协定等。

　　中国投资增长新持续动力逐渐形成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中国经济仍然是投资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底部阶段增长的泛力表现，实际上是投资持续回落的结果。从中国投资的构成看，工业投资（主要是制造业投资）占据了近1/2的份额，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占了1/4~1/3的份额。工业投资显然具有顺周期性，主要有民营企业驱动，对民营经济前景预期直接决定着这部分投资前景的预期；尽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已表现出了显著回升的趋势，且远高于整体投资增速（超出50％以上），但由于民营经济运行困难的局面，使得市场对这部分投资增长预期反常向下。对于房地产投资，出于严厉调控下对楼市泡沫前景的忧虑，市场对楼市投资的预期也是向下；实际上，中国经济进入“底部徘徊”结构后，中国房地产投资在中国投资中的份额处于逐渐下降态势，自进入底部之初的约1/4，下降到了约1/5，投资增速自2016年呈现了回升走稳的态势，投资增速水平处在高出整体投资水平60％以上的水平，即10％左右；按近2年的平稳增长态势看，这一增速可看作是现后城市化阶段，已下台阶了的、稳定的增长水平。对比基建投资，近2年投资持续下降的局面，直接拉低了整体投资增长，进而使得经济持续维持了“底部徘徊”状态。对于基建投资前景，市场认为，基建投资是政府主导投资，受政府债务可持续增长的制约，未来增长将继续萎缩。实际态势看，基建投资占比在中国经济进入底部后逐渐上升，现已占到近1/3，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管理下的PPP，政府债务制约因素实际上已大为下降。综合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2010年PPP开始进入政策视野，2014年开始大规模推广，2015年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2017年进入成熟后法制化轨道；2018年基于前期的PPP高速扩展情况，政府结合债务管理对PPP项目库进行了清理规范整顿，使得基建投资短时失速，由2017年底的超过17％，下降到9月末的近0、甚至下降状态；进入4季度后，PPP清理工作结束，PPP重新启动，基建投资回升，并带动了中国整体投资增速回升。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投资低迷的基础是工业投资不足。从现象上看，中国投资近几年的回落，是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回落的结果。经济现象给市场的直观感受是：楼市调控和城镇化进程本身的放缓，带来了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的回落；由于基建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投资，政府投融资能力受制于债务问题，导致了基建投资的回落。从投资增长速度变化看，中国整体投资增速远低于楼市和基建投资增速。可见，中国当前的投资低迷态势，主要是具有顺周期特征的工业投资低迷的结果。

　　更为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投资=储蓄，中国近几年投资持续回落的态势，正是储蓄率和储蓄增长双下降的结果。在同期社会消费增长也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下降，主要是房价高涨带来按揭支出刚性增加的结果。由于高房价构成了中国家庭的现实压力，导致居民既不敢消费，也无法储蓄，从而直接导致了企业投资的低迷！可见，表面上的货币和债务问题，并非是造成中国投资低迷局面的原因，中国投资低迷的根源是储蓄不足。

　　从中央对楼市的定位和调控决心看，中国储蓄回升可期，从而投资也将逐步走稳回升。从与工业投资有直接关联的民间投资增长看，中国民间投资2016年就已见底回升，回升步伐正好合拍于中国储蓄增长的回升节奏。

　　中长期看的投资增长前景，还得看中国储蓄的变化前景，这意味着过度鼓励消费和提高消费率，实际上是有损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中国经济在转型阶段和新常态时期，仍然需要高储蓄率；而中国储蓄的回升前景如何，基本上取决于楼市调控的前景。当前中国政府把“稳预期”增加到楼市调控目标体系，无疑是从正确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展望未来，中国楼市调控的前景决定着中国投资的前景，这并不是指房地产投资对中国整体投资的带动作用，而是指房价运行前景和预期对中国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变动影响。从现行楼市调控的总基调“房住不炒”看，随着具体细化政策的逐步出台，高房价对居民储蓄和消费的侵蚀将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