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到2018，中国用了4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人均GDP从384美元增长到9281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8％提升到14.8％。变化翻天覆地，成就举世瞩目。

　　如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必要深入思考40年以来取得成就的原因，有必要展现一批40年来夙兴夜寐的企业家，有必要回头看我们的改革之路。

　　金融界网站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致敬前行的力量暨“看见”系列人物专访，寻找这样的他们。每一寸肌肤里都镌刻着新中国成长与探索印记的他们，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他们，期待用他们的眼睛，讲述过去的历史，照亮前行的路。

　　［本期嘉宾］

　　刘元春，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主要从事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刘元春

　　［核心观点］

　　1、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建立起了配置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重大创新和伟大创造，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的论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2、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行政手段作为落脚点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是正确的，具有科学性，但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回归基础性改革，即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转向以内生激励导向的模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3、 检验供给侧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简单关多少工厂、解决多少债务，而是要增进资源配置效率，使市场主体活力有所展现。没有提升效率的改革是添乱的改革。

　　4、 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所出现的问题，其症结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开放本身，而在于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套国内与国际的转移支付体，和一套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来协调在过去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并分担相应的成本。

　　5、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过去几十年的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周期性和必然性的产物。过往的危机爆发恰恰暴露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无形的变化。

　　［谈发展成就与防范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带领7亿多人摆脱贫困，建立起高度有效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打造了一个扎实牢固的民族全面复兴的基础。此外，中央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建立科学、完整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用以防治风险的发生。

　　金融界：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请问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哪些方面最让您满意？以及哪些方面最值得您期待？

　　刘元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三大方面的成就最为满意，也最令人瞩目。第一，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创造了人类历史奇迹。第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真正建立起配置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重大创新和伟大创造，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的论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第三，打造了一个扎实、牢固的民族全面复兴的经济社会基础，民族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以实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最为期待的是，要将我们的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经济基础，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这也是我们最为根本的追寻。

　　金融界：在经济取得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央也提出要重点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已取得不小的成果。您认为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哪些领域是您最为担心的？

　　刘元春：第一，需要建立科学、完整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用以防治风险的发生。这非常重要。第二，必须重点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汇率风险、局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我们需要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抑制政府信用和类政府信用过度膨胀等方面来化解风险、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与此同时，还要对一些持续性的金融扩张与金融波动要有相应的管控举措。第三，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高度关注流动性，适度提高M2增长速度，未来不排除会有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可能。

　　［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第一阶段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单纯依靠行政化手段，通过层层督导、层层加码，并没有做到以激励为主体，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在第二轮供给侧改革中，应启动基础性和盈利性改革，解决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金融界：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在“三去一降一补”进程中取得了非常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不可否认的是，以行政化手段推动的供给侧改革使得改革主体缺乏较强的积极性，特别是基层主体。您对此作何评价？有哪些建议和对策？

　　刘元春：首先，供给侧改革作为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体，中央把定位抓的很准确。然而，在不同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模式，来推进工作的落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行政手段作为落脚点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是正确的，具有科学性，但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回归基础性改革，即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转向以内生激励导向的模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从2015年11月份至今，通过政府主导和行政化手段来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单纯依靠行政化手段，通过层层督导、层层加码，并没有做到以激励为主体，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总结这三年来的各种成绩和经验，开启第二轮供给侧改革，一定要以制度化和法制化为手段激发改革主体的内生活力。在第二轮供给侧改革中，我们不仅要直面地改革供给侧存在的一些问题，持续地进行结构性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应启动基础性和引领性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而使改革回归到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目标。

　　其次，精准定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点。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培育新动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最后，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检验供给侧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简单关多少工厂、解决多少债务，而是要增进资源配置效率，使市场主体活力有所展现。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应在总结、反思前一阶段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做出全面调整，抓住当前国内外大环境和市场主体与民众对大改革的共识，推出第二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方案。

　　目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的缘于一些地方顶层设计难以落地，改革流于空转；有的缘于一些领域行政化色彩较重，“一刀切”容易带来后遗症。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途径是建立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让各地区、各部门和经济主体大胆探索，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

　　［谈粤港澳大湾区与改革内生动力］

　　作为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带动中国区域内的增长，更是立足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这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坚定坚持改革开放。此外，改革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建立激励改革者的有效机制，须激发改革的内生动力，没有提升效率的改革是添乱的改革。

　　金融界：有着“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特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港珠澳大桥建成贯通后迎来发展新时代，您对制度经济学有着很深的理解，请您从两种制度的融合来谈谈对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期待？

　　刘元春：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增长概念。作为世界级高度发达的湾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香港在人力资源和国际化方面的优势，进而实现区域内的现代金融、现代科技，以及人力资源等相互融合的一套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这样的条件，这种增长不仅能带动中国区域内的增长，更是立足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它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以形成可以与美国的湾区经济相抗衡的新局面。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紧紧利用深圳的现代科技、广州的现代实体经济，香港的现代金融，再加上整个粤港澳区域的人力资源，以形成良好的系统协同性。这个增长极，一方面背靠中国这个广大的内地市场，另一方面还具备强大的全面开放优势，还包括“一国两制”的制度融合优势，未来再加上中央政策的推动，完全能够发挥出它的种种优势。

　　金融界：您认为改革的内生动力应该来源于哪里？如何释放出更多的内生动力？

　　刘元春：首先，改革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建立激励改革者愿意改革、能改革的有效激励机制。从中央层面而言，要在选人用人上面构建一套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和政治经济体系，把一批愿改革、能改革、能科学改革的改革派用到关键位置上。

　　其次，要建立一个可见的，使改革者的利益与改革相融合的共享体系。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要建立一套让改革者与进行的改革所创造的利益形成共享体系，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微观主体愿意创新改革来分享改革红利，如果改革红利与改革者没关系，改革不可能持续下去。

　　再者，要能够放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过去我们一直讲“原罪”问题，这些在特定时期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企业家心态的历史包袱一定要放下，要防止出现这种历史包袱过重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最后，要建立改革的容错与试错机制，区分清楚无心犯错和有意违规的差别。中央提出要挑选“改革型”的干部，但是改革型干部面临一些考评体系的约束，因为干事越多则犯错越多，不干事就不会犯错，但这种反向激励只会让改革“蜻蜓点水”而难以深入。因此，我们要重新梳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基层实践之间的边界，要对一些基层创新提供足够的试错空间。

　　［谈贸易保护主义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稳定］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过去几十年的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周期性和必然性的产物，过往的危机已暴露其中无形的变化，但却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当前，美国金融周期处于上行阶段，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则处于下行阶段，这为汇率带来极大压力。

　　金融界：您长期研究世界经济学，对于特朗普上任以来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挑起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战，中国也不能幸免，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这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刘元春：首先，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过去几十年的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周期性和必然性的产物。在享受全球化便利化所带来发展的同时，全世界和各个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红利共享的体系，从而导致世界的收入不平等，国家内部的族群之间的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其次，过往的危机爆发恰恰暴露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难以融合的变化。然而，在解决危机的时候，全球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化，没有解决各个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以及族群分裂的问题。相反，却用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挽救了这些矛盾的制造者，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裂痕和族群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们会看到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分裂主义，是全世界出现的一个潮流。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至上”的保护主义，只是潮流中的一种表象而已。因此这种深层次的影响会持续，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中期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它是一个世界现象。所以我们要对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美国保护主义，对各国的冲击的长期性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球贸易增速开始出现回落，全球增长速度也开始出现回落，因此我们就会看到特朗普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些贸易保护、政策，它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应对这些冲击，我们不能太简单化。

　　最后，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所出现的问题，其症结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开放本身，而在于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套国内与国际的转移支付体，和一套有效的国际贸易体系，来协调在过去推动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间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并分担相应的成本。

　　此外，我们要团结真正的世界进步的力量，用多边主义来对抗单边主义，用开放精神来对抗封闭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一系列的合作形式，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有谈判、有协调，而非对立的对话机制；与此同时，要通过建立一些新的统一战线，特别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来孤立单边主义，迫使它们做出改变。

　　金融界：当前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向好，美联储也在年内三次加息，预计在今年底及明年会进一步加息，这对人民币会造成较大压力。中国乃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因此面临保外汇还是保汇率的艰难抉择，您对此有何看法？又有哪些建议？

　　刘元春：首先，目前世界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分化的问题。美国本身的整个金融周期还处于上行阶段，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其金融周期处于下行阶段，这导致美国与新兴国家在货币政策的定位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这种错位具体体现在汇率上，在资本流动方面会表现出来。随着美国加息和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以及美国资产收益率持续上扬，这将直接引来大量全球避险资本，进而出现资本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会对外围国家产生大量的风险暴露。因为很多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几年通过举债的方式，使得其债务率大幅度上扬，而债务本身又大量地依赖于债券，债券的发行又以美元记价，这就导致了很多新兴经济体债务错配的问题很严重，从而使得它们会受到国际游资的影响，承受汇率贬值的压力。

　　其次，新兴经济体本身也在推行结构调整，在此过程中，结构调整的不成功也会导致严重的内部问题。因此，汇率问题会引发很多新问题。这种内外叠加，导致了新一轮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的格局。这种金融动荡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资产寻求安全的风险偏好的逆转。而且这个过程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还会持续，因此新兴经济体货币承压是必然的，这是目前这种结构裂变和周期分化所产生的一个必然性的结果。

　　再者，这也是各个国家调整步调不一致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也会承受这样的资本的逆转和周期错位的压力，但是要看到中国的基本面非常良好，其他新兴经济体没办法跟我们比拟。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是很强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还有其他的外汇储备，这种强大的体系使得增值空间很大。

　　目前，保持人民币的稳定符合我们的终极利益。如果人民币贬值，对于我们国家整个金融的稳定是不好的。从风险角度来看，外汇的稳定依然是一个基础性的指向。因此，从中期金融来看，汇率稳定是我们宏观稳定的基础之一。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我们应该以汇率稳定作为我们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在其他方面对一些改革举措进行调整，增强汇率的浮动性和波动性改革，以及扩大汇率市场化改革。

　　最后，要在安全性资产上加大供应力度，使国内的金融资产具有稳定效应。这包括国债和一些优秀上市公司股票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于风险资产的管控也要加大；另外，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的全面开放，但对于金融的审慎监管体系还要进一步的完善，包括风险资产的监管和管控都应该纳入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