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站讯 12月13日，第三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18“领航中国”年度盛典在北京隆重召开，1000位嘉宾云集，500家金融机构齐聚，60位重磅大咖登场，同商“改革、进化、突围”之道，一起探讨金融改革新征程。

　　论坛期间，金融界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者滕泰进行了对话。

　　金融界：今年市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纠纷，包括延伸出近期的一系列热点事件，您认为这些是否倒逼了中国加速对外开放？是否会破坏原有的增长模式？

　　滕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不管外面是有压力、还是有阻力、还是有倒逼促进作用，都要一如既往的向前推进。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和市场化方面的改革是一个大的前提；其次才是有比较丰富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储蓄红利），再次是技术红利，包括来自于西方过去300年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红利。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以制度改革、市场化改革、社会分工变化为代表的增长模式叫做“斯密-诺斯增长”；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叫“库资涅兹-索罗增长”、以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叫做“熊彼特-罗默增长”。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长就是这三种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不是中美贸易纠纷能改变的。

　　贸易纠纷本身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能积极面对挑战，根据我们自身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也可以变挑战为机遇，但在这过程当中也难免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金融界：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根本解决之道是什么？

　　滕泰：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能否重复过去四十年高增长的故事，根本上要看看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要素供给成本和技术供给的驱动力有没有变化，看看改革红利、要素红利、技术红利这三大红利还在不在？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跟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分不开，跟丰富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供给分不开，跟借鉴西方技术分不开。得益于上述三大红利，短短的40年，我们已经完全复制并且走完了其他工业化国家过去300年的历程。

　　40年一路走来到现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不但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供给成本越来越高，可低成本复制的成熟技术越来越少，而且供给结构老化也成为降低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原因。从2007年一季度到现在，中国经济长达十一年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些供给条件的变化，以及工业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这是深刻的矛盾和问题靠刺激总需求多难以根本化解的，必须靠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然，我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类政府干预企业和干预市场的行为，这些并不是改革而只是一些供给侧管理措施。所谓改革，不是改革者去“刀刃向外”干预企业和市场，而是“刀刃向内”改自己。

　　真正的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的成本，以及通过放松管制、减少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来增加经济活力；其次要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降低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等供给成本，改善要素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再次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经济的发展引导生产要素逐步从老化供给转移出来，从而通过新供给扩张、供给结构升级来开启新的经济周期。

　　金融界：提到减税，最近市场流传明年可能会有整体规模达到数万亿的减税方案，您怎么看？

　　滕泰：我从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开始，就一直把呼吁减税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5年11月初，我还曾经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专家咨询会上大胆提出建议两年减税3万亿，每年1.5万亿的建议。也曾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减税。这几天听到市场上有更乐观的减税传闻，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理性和现实的预期。虽说无风不起浪，政府之前有减税表态，但是毕竟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基于现实的土壤，要保持合理预期。当然，经过这几年的经济下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经营比较困难，人们对减税的呼吁越来越强烈，政府会回应企业家和学界的关切，我相信在减税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力度。

　　金融界：您怎么评价目前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一度偏紧，但在一些经济指标下滑之后又有宽松的迹象，年末降准的呼声也比较大。

　　滕泰：经济还在下行趋势中，风险还没有彻底释放，乐观来看有可能在明年一、二季度触底回稳，在回稳以后能否回升则存在不确定性，除了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去解决之道之外，也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扮演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扩大投资方面，尤其是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投资，比如说5G、高铁、新能源汽车、核电、特高压等等符合长期战略方向的投资方面，财政政策还是会有所作为；在减税方面，力度会远远大于过去两三年的减税力度。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我觉得重点应该是降低融资成本。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来看，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其实已经不少，但并没有顺畅地流到实体经济里面。有人因此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货币流动性陷阱”，这其实是不准确的。真正的“货币流动性陷阱”是指，当实际利率降到极低时，货币还是停留在银行体系内。而中国当前的利率还没有降下来，因此对中国而言，增加货币投放量化宽松没有用，通过包括降息在内的各种手段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才是适合中国的药方。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企业利润增加七八千亿，如果中国企业融资降低两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税一万五千亿。

　　金融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跃居成为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为什么在此期间却“熊长牛短”？

　　滕泰：美国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短线交易者比较多，是投资者信心的晴雨表。当大家对经济的未来和改革充满信心的时候，比如2015年就有“改革牛”。而当人们被错误的舆论误导，怀疑民营企业的作用，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的未来增度预期变得相对保守和悲观的时候，股市就会持续下跌。

　　当然，从股市自身而言，也要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使资本市场除了圈钱的功能之外，更注重投资的功能。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是中国资本市场能够更好的成为经济的晴雨表。

　　金融界：有人认为今年资本市场的低迷是周期性的，像中美贸易纠纷之类的因素只是加速了周期运行，并不是低迷的根本性原因，您怎么认为？

　　滕泰：资本市场的低迷有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制约因素，也有外部冲击因素。

　　所谓周期性因素恐怕主要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中国过去几年来看，我认为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本质还是供给结构的问题。新产品、新模式等新供给占主要部分的时候，或房屋建设、厂房设备出于新供给扩张期的时候，一个经济体就是上升周期；反之，出现供给结构老化或者供给过剩的时候，经济就是下行周期，总体来看，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一个供给成熟与供给老化主导的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市场的低迷跟经济增长的趋势密切相关，但是并不同步。

　　所谓长期因素，应该是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弱化，投资者持续离场造成股市投资边缘化，以及相关的落后金融理念的制约等问题。

　　所谓外部冲击，今年就是中美贸易纠纷，这种外部冲击的影响不可轻视，也不易过分夸大。外部冲击在市场信心脆弱的时候，会加速股市下跌；而在市场本身信心趋强的时候，偶尔的外部冲击其实改变不了股市本来的运行趋势。

　　目前来看，中国股市已经进入信心崩溃和资金链断裂造成的超跌和“负泡沫”阶段，中美贸易纠纷等外部冲击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而且那些有确定性长期前景的产业，如5G为代表的信息传媒产业，智能制造为代表的软性制造业、新型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金融、高端服务等等一些新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相信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来看也会有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