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不是太糟的话，那也至少不会太优秀。

　　在社会科学界，最先试图描绘华人文化的特色，而经常为人所引用者，是费孝通在1948年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在《乡土中国》中，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纹发生联系。这个像蜘蛛网的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点出了华人文化的一个重大特色，那就是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

　　之后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基本上延续了费孝通的这一思维框框，如许烺光。在许烺光看来，中国信用关系，就是一种透过紧密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轴为形式的亲属关系，进而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

　　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里，曾提到的王安公司的失败就是这一信用关系主导的结果。1951年，王安离开哈佛大学，以仅有的600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tories）。在他的领导下，王安公司于1950年代末成功上市。借着公司成功上市的东风，王安加大研发投入。在其后的20年中，因为不断有新的创造和推陈出新之举，使事业蒸蒸日上。到1984年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22.8亿美元，在美国《幸福》杂志所排列的500家大企业中公司名列第146位。但是，这一切即将逆转。由于王安的健康缘故，他于1984年就开始准备退休，不过他属意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弗雷德.王（Fred Wang）。在这一中国式接班人意识下，弗雷德得到了迅速的提拔。这种公然的任人唯亲的做法，令那些非华裔的经理们很难接受，很快他们便纷纷离开了公司。伴随着公司人才的流失和弗雷德上台而来的是，公司业绩的大滑坡，到1992年时公司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人事决定，但其透照出来的却是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正如福山在其书中所论：王安实验室虽然有着高科技和现代企业的外表，但仍然是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的。家庭提供了创立新企业的社会资本，但是同样地，它又在结构上限制了企业，阻止它向生命力长久的方向发展。王安虽然生活与美国，但事实上他的行事风格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王安不主张开放投资，他也不相信美国的公司制度，他曾多次表示，“因为我是公司创始人，我对公司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管理公司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对于家族之外的人从不信任，也从不预备信任。

　　如果这仅仅只是王安一家的现象也罢了，但遗憾的是，这在中国社会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譬如，今日处于舆论风头的华为公司就是又一个典型——在加拿大被捕的华为CFO孟晚舟，正是这家中国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的大女儿。

　　当然，正如有华为的粉丝所指出的，孟晚舟可算的是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就是让其接掌华为，应该也不会太差。对于这一观点，我没有能力做出预判。但我想是的是，哪怕孟晚舟确实是个合格的继承者，但华为——这家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如果这种体制一旦被固化，谁又能确保任家子孙个个合格呢？就如，每个帝制王朝的开始几个君王无疑都是合格且有为的，但这并不能确保王朝的继承者个个都是合格的君王一样。

　　说实在的，目前，这种透过紧密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轴为形式的亲属关系，进而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的中国式信用，恰好是目前我们所致力于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