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约为9％，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15％。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依赖出口、廉价劳动力以及牺牲环境的增长方式已不能持续。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全新的可持续增长战略势在必行。

　　随着改革的深化，是时候总结过去40年间的成功经验并指明未来改革的方向。为此，我们（China Economic Journal）筹备了这期特刊，它包含6个主题：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人口红利、农村机构和乡村治理变迁、汇率制度发展、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国际贸易和中美贸易战。

　　六篇文章提供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视角，但它们的主题只有一个，即中国如何释放增长潜力并跨越各种损害效率与创造力的障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刻不容缓。这六篇文章对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余淼杰的论文“中国过去4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制定”深入讨论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这篇文章回顾了经济改革的三个阶段：广度边际的对外开放（1978-2001），深度边际的对外开放（2001-2017）以及全方位的对外开放（2017年后）。作者认为在新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收益主要基于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贸易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以下为余淼杰教授文章的中文精编版，以飨读者。

　　自1978年开始的过去40年间，“改革”和“开放”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如果说前20年，“改革”发挥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最近20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以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为特征的“开放”应当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本文将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粗放型开放阶段”（2001年以前），“集约型开放阶段”（2001-2017年），以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宣布建立全面开放新时代的“全面开放阶段”（2017年之后），并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各个阶段的驱动力是不一样的。

　　在21世纪之前，国际贸易第一阶段的蓬勃发展主要基于国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富裕的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广泛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然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相对于其他国家（如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劳动力集约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事实上，中国出口繁荣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扩大市场规模，也就是克鲁格曼（1979）所指出的规模报酬递增，这种规模效益在中国实现全面贸易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后将更为显著。

　　文章指出，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在扩大对外开放面有三个重要的举措：降低关税、建立经济特区和其他工业园区、促进加工贸易。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积极削减进口关税，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2％不断下降到1997年的17％，并在加入WTO之后进一步下降到2016年的10％左右（如图1）。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也是对外开放政策最重要实践，包括经济特区，长三角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开发区，而经济特区、产业园区的建立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加工贸易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当时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机械、设备原属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贸主要都是通过加工贸易进行的。这期间，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如图2）。

　　图1 中国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来源：Dai， Maitra， and Yu（2016））

　　自21世纪以来，中国更加关注集约边际的对外开放，即中国不再过度关注对外开放的扩展边际，比如各个特区或者工业园区的扩张，并在中国十九大之前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集约型对外开放的发展，包括加入WTO，建立出口加工区（EPZs），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新经济试点城市。自2013年政府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并不断向其他沿海城市如广东、天津、福建和内陆城市如辽宁、山西、河南、湖北、重庆、四川、浙江推广（如图3）。

　　图3 中国自由贸易区和城市试点（来源：作者汇编）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将致力于促进全面开放，自此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全面开放战略是基于中国此前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中国自由贸易协定（AC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丰硕成果和经验，文章还特别回顾了中国自由贸易港口和大湾区的发展，指出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

　　最后文章再次强调理解过去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驱动力的重要性。尽管劳动力成本仍然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以来依赖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已经不能成为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相比之下，可能是由于外需疲软和出口信贷限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濒临崩溃，直到2013年，对外贸易额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根据克鲁格曼（1979）和梅利茨（2003）的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中国国际贸易增量的主要推动力是随着国际市场规模增大而带来的规模经济。证据之一是这期间加工贸易在总贸易量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总贸易量却在增加。这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葛婷婷编写）

　　本文作者介绍：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等获奖者。

　　阅读本文的英文原文，

　　Miaojie Yu （2018）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policy design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3, 3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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