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时代呼唤特朗普终结者

1评论 2018-11-12 15:44:30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刘胜军 赶紧加自选!这票可能要成妖

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 90 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保尔森

  作者: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刘胜军   

  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 90 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保尔森

1 特朗普“终结者”来了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横空出世赢得总统职位。他的“另类风格”与世界观,吸引了大批心怀不满的底层民众。

  2018年中期大选之后,美国社会的“分裂”已经显性化:不满特朗普的更加不满,支持特朗普的涛声依旧。

  特朗普以“撕裂”为己任和最高乐趣,他在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出生公民权、气候变化等话题不断挑起冲突,甚至挑战美国的底线:言论自由与法治。在很多人眼中看来,这些做法已经是“斯可忍孰不可忍”?

  时代呼唤特朗普终结者!

  美国中期选举两天前,彭博新闻社创始人、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砸下500 万美元在美国各大电视台和社交媒体投放广告,呼吁选民用投票表达他们对特朗普的不满。这位身价 518 亿美元、《福布斯》2018 全球富豪榜名列第 11 位的富翁在广告中说:

  我在这里并是不以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身份与你们沟通,我曾经分别参与两党。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国家正在前进的方向深感担忧。和你一样,我对最近的炸弹包裹事件和枪击事件十分惊恐。政治暴力会将民主的核心撕碎而针对宗教的暴力则会撕毁人性。我们知道不会有简单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期望至少有个计划,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行。我听不见来自华盛顿的声音,你呢?

  企业家出身的布隆伯格决心要把企业家出身的特朗普掀翻。

2 “中国的老朋友”联手布隆伯格

  布隆伯格不会单枪匹马。被视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另一个选择的“布隆伯格新经济论坛”,有三大关键人物:布隆伯格、基辛格、保尔森,他们是论坛的核心设计者。后两者都是“中国的老朋友”。

  保尔森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任高盛集团的主席与小布什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而美国现任财长努姆钦曾任高盛的首席信息官。

  更重要的是,努姆钦在高盛任职的期限为 1985-2002,而保尔森在 1994-2006 期间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

  老板和下属,关系非同一般。

  在美国政坛,保尔森以“中国通”而闻名。

  保尔森之所以喜欢中国,源于他的价值观:《经济学家》称:他忠于自由贸易。他曾经说:

  21 世纪面临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况下促进自由贸易

  无论我们在哪儿阻止或阻碍全球化,都会给更多的人制造麻烦。

  美国历史学家弗格森 2007 年曾提出“中美国”( Chimerica )一词描绘全球化的“甜蜜时刻”,彼时保尔森正是美国财长。

  保尔森在 2006 年 7 月就任美国财长之前,前往中国的次数多达 70 多次。这一数字应该是美国高官中的“最高记录”。

  2002 年北京非典期间,在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他如约飞往北京访问,《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他“患难之中见英雄”。当时,王岐山“临危受命”接任北京市长在 2018 年的新加坡新经济论坛,老友相见,应该感慨于悠悠往事。

  与中国的交情,也让保尔森受益:

  我从来没梦想过工作是如此充满乐趣,我从来没梦想过会在 1994 年到人民大会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的开业,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涉足中国的国有企业重组和股票上市,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与中国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相见

  2004 年高盛高华证券获准组建,被称为中国证券业开放的大突破,保尔森成功地“曲线”进入中国证券业。这是保尔森中国事业的高潮。

  作为华尔街出身的官员,保尔森是理性和富有远见的: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不应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语言或那些散布煽动言论的人所左右。美中两国有必要“以世世代代的眼光”来看待双方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就不能够保持它的增长率

  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发挥全球经济领袖作用的中国,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希望你们成功

  保尔森对中美关系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双边高层对话机制每年两次进行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磋商经济全球化和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美方由保尔森领导,中方则由副总理吴仪牵头。

  保尔森深知人脉在中国的独特价值。他频繁接触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高层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他还鼓动好朋友约翰·桑顿辞掉高盛首席运营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掌教鞭。一个重要原因是:朱镕基是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任期长达 17 年( 1984-2001 )。据说,保尔森与朱镕基曾一起在北京观看了 2004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视转播。

  一个细节足见保尔森的中国情结:2001 年作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主席的保尔森推动协会在昆明、丽江、中甸和德钦都开设了办事处。为求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徒步十几公里,进入不通公路的山村,住过每晚 20 块钱的乡村客栈。

  2006 年出任美国财长后,保尔森访华首站选择了杭州,只因与老朋友习近平有个约定。2006 年 5 月“美国·中国浙江周”期间,习近平考察了包括高盛集团在内的一些美国大企业和财团,其中就与时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商谈过相关投资事宜,有过杭州之行的约定。9 月保尔森访华,直抵“人间天堂”杭州,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促膝而谈。

  2015 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 CFR )举行研讨会,探讨习近平时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奥尔布赖特、洪博培等美国政界“大咖”出席。

3 保尔森在新加坡的裸诚相告

  2018 年 11 月新加坡首届新经济论坛,作为论坛主席的保尔森发表开幕演讲,直奔主题:中美贸易冲突。保尔森上来先打预防针:

  我的中国同行们都知道我一贯说话直白,就如我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作一样。

  保尔森首先预警了事态的严重性:

  今天,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面冷战的可能性。坦白的说,每个人都应该因此而担忧。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国打交道及美中关系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体现了当前局势的快速变化和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并没有太多价值。没有人反对对话。但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美中对话和接触并没有带来什么成果

  在保尔森看来,贸易战并非最大的麻烦。他说:

  美中贸易战最终有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就算如此,我认为潜在的冲突仍将持续。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大量问题和分歧,即使在经济领域,挑战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问题。除非这些涉及面更广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两国关系的严冬

  中美关系何以从保尔森担任财长期间的“中美国”婚姻变成了如今的恶语相向?保尔森指出:

  在中国入世贸 17 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入世近 20 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并不会改变这一趋势。保尔森说: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那么在大选中举足轻重的美国工商界能否成为改变局势的力量?这一点在保尔森看来希望渺茫:

  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速度不尽如人意,美国商界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为对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怀疑甚至反对者虽然美国商界并不想要贸易战,但他们想要美国政府对华手段更有对抗性。

  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

  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

  接下来,保尔森相当坦率地指出了问题:

  在过去五年,在美国人的眼光里,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样的:首先,党委而不是公司董事会,作为加强外部监督的手段,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作用都加强了。其次,民营企业除了市场或商业考虑,还要支持政府的战略目标。第三,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的加工使得他们变成了中国的技术。很多跨国公司的 CEO 都和我抱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非常不公平。第四,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成为对抗升级的原因。

  保尔森担心地说,

  就如中国领导人长期反对美国试图同化中国,我建议中国领导人也需要认识到美国内部情况的变化。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峻的语言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保尔森预想了中美关系的悲观情形:

  两党有不少政治和意见领袖都在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断然脱离。随着对供应链被强行打断,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术的,双边货物贸易,将会受到重大打击。由于美中两国互相排斥对方,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会崩溃。

  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由于最近美国政府将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任何科技领域学习,人员交流,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生,也可能停滞。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好消息是,保尔森认为,“中美离婚”压根儿不现实:

  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

  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确实,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担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准备好了和中国“离婚”。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希望如此。

  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因此,美国如果想要孤立中国,会面临自我孤立的风险。拥有国际领先的一流跨国公司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如果美国无法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增长经济体正确建立联系,美国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风险。

  虽然离婚并不现实,但麻烦在于美国现在的总统是特没谱。保尔森说:

  相较于寻求专注于敏感和关键领域, 经过精心校准的去一体化,美国似乎在尝试全面性进行去一体化,并且,通过像美墨加贸易协议新条款这样的举措,在很多人看来,美方试图瓦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新一轮的冲突- 若要改变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所需要的正是这些盟友和伙伴的帮助。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国“自我孤立”

  该说说怎么办了?保尔森给中国开出了药方: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精神,这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批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利好。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朱镕基将竞争视为中国长期经济成功的关键。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未来似乎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今天,在美国的普遍观点是,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竖起而非推倒外国竞争者所面临的阻碍。

  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 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竞争政策改革。准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就此而言,中国民营企业也应该被准许以同样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竞争。第二个领域涉及市场的作用。我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与五大洲数十个国的数百家公司合作。我认识到:成功的公司是作为商业公司经营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这些企业让市场主导关键决策。他们回应市场信号,而非政府信号。当然,中国将始终拥有庞大的国有产业。因此,中国应该推进这些支柱产业,支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行。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党委作为外部监督的工具。这也意味着允许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真正的管理者来运营公司。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需要退出。中国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借助自主创新规定,包括使用本土标准等,来限制竞争。

  作为老朋友,保尔森语重心长:

  所以中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避免经济铁幕的关键是让中国明确认识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将为自己带来益处如果中国不迅速行动,我怀疑对美中离婚的呼声将会加剧。这一番话让我并不好受。

  最后,保尔森对中美双方都发出呼吁:

  坦率来讲,我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退出跨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伙伴关系( TPP ) 的决定。TPP 2.0 将提供现成的工具来塑造中方所处的贸易环境。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巧妙地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利好而非恐惧,信心而非胆怯,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

  美中战略互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我认为它可能威胁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美中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和全球增长的 50%,当这两个国家目的相悖,试图使两个经济体互相脱离,并且在每个节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完全无法看到国际体系如何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并且我们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所以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创造性思考– 有时甚至是破坏性创新思考。所以我们达到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为此,我们需要政治韬略– 来自美国和中国明智而有力的领导。

4 基辛格的赠言

  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不仅在新加坡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说,更在随后飞往北京拜会中国国家领导人。

  95 岁的基辛格在新加坡说道: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应该避免陷入细节的泥潭,首先应相互解释他们正在寻求实现的目标,以及能够和不能做出哪些让步。

  如果由美中之间的持续冲突来定义世界秩序,迟早会有失控的风险。一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目标必须是两国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将破坏世界秩序的希望。美国需要认识到,并非所有危机都源自恶意,而中国必须超越成为亚洲主要大国的模式。

  美国和中国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如果出现问题,美国人认为会有一个短期解决方案,而中国人认为问题永远无法完全解决,而且每种解决方案都会导致一堆新问题。

5 佐利克的劝说

  在中美关系中,佐利克是另一位值得倾听的朋友。

  2000 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任命佐利克为美国贸易代表。在任期间,他代表布什政府在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启动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完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2005 年 1 月小布什提升他为副国务卿后,他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试图解决美中两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佐利克建立了与中国同行的“高级对话”机制,并首次提出了中美双方“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2005年9月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宴上发表了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美国著名思想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总裁哈姆雷建议中国人去“认真学习”这份讲话:

  佐利克的演讲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描述了框架,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非常严肃的、思考非常深入的演说。它既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这是一次对中国非常有用的演讲。

  佐利克如此说道:

  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本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影响力。要回答这一问题,现在是超越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成员资格敞开大门的政策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stakeholder’

  所有国家都实行推进其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负责任的‘stakeholder’却更进一步:他们承认国际体系维持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而他们努力维护这样的体系

  佐利克还讨论了一系列在他看来中国成为“负责任的‘stakeholder’”的领域,例如朝核和朝鲜半岛安全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全球“反恐”问题、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问题、苏丹等地区的人道主义救助和维和问题等等。

  佐利克一方面引述国务卿赖斯的话说:

  美国欢迎一个自信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中国,一个珍视其基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联系而获得的增长和发展的中国。

  另一方面他又警告说:

  如果中国寻求获取优势权力的话则关注将会增长。

  佐利克最后说:

  我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建立在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公享利益和共享价值基础上的关系才是深厚和持久的。

  虽然佐利克的过早离职使得 stakeholder 的讨论成为尘封的历史,但如今看来,这一理念为看待中美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006 年保尔森离开高盛出任财长,而佐利克辞去副国务卿职务再度加盟高盛出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2007 年佐利克被批准为世界银行行长

  在主政世界银行期间,佐利克与中国有过另外一次重大合作: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耗时 15 个月完成的题为《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历史上首次进行如此重大而着眼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2012 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专门飞抵北京,出席《 2030 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发布会。该报告对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建议:

  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

  中国可以推迟改革和冒将来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否则,她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与世界银行专家领导的联合课题组撰写了本报告。佐利克、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党组书记刘鹤,对研究给予了重要指导和支持。

  2018 年 9 月,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联博基金理事会主席佐利克再次来到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他在演讲中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中国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些改变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其中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挑战是要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第三个挑战是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我尤其注意到在一个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债务在增长,同时国企债务还在进一步增长。尼古拉斯·拉迪做了一些研究,他说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地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他也注意到国资委旗下的这些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从 6% 下降到 2% 左右。另外,40%-50% 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每单位 GDP 的增长。

  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

  与此同时,美国自己的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来发言,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我来代表他们发言。我在美国也解释过我对现在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与其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 10 年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却变得越来越沮丧。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可以扭转的局势;

  第三,中国制造 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中国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产业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制造 2025 是国家的期望。但是,我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的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的前提下的;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是二者间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参与了中国加入 WTO 历时 17 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 9% 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 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 2.5%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中国必须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支持。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也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此,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中国也可以因此回应那些对中国的批评者。我认为改革者也能够重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

  中国也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我知道亚投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国际标准方面、合作方面树立了典范。但是,“一带一路”是不是要建立经济增长的走廊?还是说要出口中国过剩的产能?还是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我希望中国能够将亚投行的原则运用于“一带一路”,也就是反对腐败,同时进行公开的采购政策,创造全球的就业,以及和当地建立联系,同时不要给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太多的债务。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我知道有些国家未来将出现还不出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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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刘胜军 基辛格 保尔森 布隆伯格 特朗普

责任编辑:江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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