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破解民企融资难 不能老是用行政干预代替改革

摘要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行政干预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改革。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行政干预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改革。

1 民企融资难何以如此严重?

  多年来,中央对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不可谓不重视,每年都是工作重点,银监会甚至规定了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硬指标”。既然如此,为何今年民企融资突然告急而且全国同此凉热?

  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

  第一,对影子银行的清理。影子银行过去几年高速膨胀,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滋生金融风险,清理是必要的。但从客观情况来看,在影子银行融资的主要是民企,因此此轮影子银行清理对民企冲击明显。根据穆迪的测算,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在 2018 年上半年下降了 2.7 万亿,目前为 62.9 万亿,占 GDP 的 73%。

  第二,“去杠杆”冲击波。对任何国家而言,加杠杆是欢欣的,而去杠杆都是充满痛苦的过程。给定资产价格泡沫和危险的杠杆率,去杠杆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自 2017 年以来,企业部门去杠杆取得一定进展,杠杆率开始下降。M2 增速从 2016 年 11.3% 下降至 2017 年 8.2% 和 2018 年 1-9 月的 8.3%。即使按照宽口径的社会融资规模来看,其增速也从 2016 年的 12.8% 下降至 2017 年的 12% 和 2018 年 1-9 月的 10.6%。货币政策收缩效应明显,“货币政策中性化”真的来了

  

  第三,民企自身风险的上升。2016-2017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钢铁和煤炭价格激增,但民企主要处于中下游产业,在总体产能过剩情况下,很难将原材料成本增加转嫁出去。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民企的经营压力和不确定性。此外,在“金税三期”、营改增、征收过头税等因素作用下,企业负担沉重一旦预见到民企风险增加,银行选择“雨天收伞”是本能反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些困难和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

2 关键问题是“政策偏差”与“政策不配套”

  既然防风险是必须的,那么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就是必须的、去杠杆是必须的。既然都是必须的,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答案是政策偏差与政策不配套。

  政策偏差:从中央的角度看,“去杠杆”首先是去僵尸企业杠杆,其次是去国企杠杆。但囿于体制因素,这两者都很难推进,无奈之下银行把刀挥向了民企。正如刘鹤副总理所指出的:

  目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也直指: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

  政策不配套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人之所以提出“整体改革理论”,是因为如果各个领域的改革缺乏配套,任何一项单兵突击的改革都会“事与愿违”。金融去杠杆,离不开财政减税、国有银行市场化、打破国企预算软约束等配套改革。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炮轰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减税与改革不给力,可谓一语中的。2018 年 6 月,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警告: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门毫无疑义是主力军,主攻部队,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门尤其是国有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各负其责同金融部门一起齐心协力打好这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金融部门孤军奋战其他部门袖手旁观这场战役是打不好的

  因此,不是严监管错了,也不是去杠杆错了,而是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政策效应的偏差

3 民企该不该救?

  最近一行二会和地方政府纷纷行动帮助民企“资金链救急”。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说:

  短贷长投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但根本症结在企业家的“头脑”,民企负责人自身经营素质有待提高。此前一段时期,银行有很多钱,民企跟银行签订一年的贷款合同,拿着这种短期融资去做长期投资,希望能够赚快钱。但这无异于火中取栗。等银行贷款到期,企业放出去投资的钱收不回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据我的了解,出问题的企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态。很少有企业的老板意识到短贷不能拿去做长投。企业家你把企业的股票拿去抵押,抵押了做什么?拿去投资,知道投资有风险吗?企业现在崩盘了,政府拿钱去救,这公平吗?

  其实曹德旺的话并无太大新意。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 1 日座谈会就已经指出: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但笔者认为,曹德旺的话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

  如果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问题,是企业家自身的判断问题;如果全国范围内出现普遍的资金链问题,这是“体制扭曲+政策偏差”导致的。

  对于政策偏差,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深刻:

  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比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央行行长易纲也诚恳地表态:

  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要吸取相关经验教训,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和强监管、稳增长的平衡性。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因此,曹德旺的话,从道理上值得所有民企引以为戒,但中央不能采信,否则会引发金融踩踏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4 如何救是个考验智慧的大难题

  最近易纲和郭树清分别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提出民企资金链救急的思路,但部分建议却引发争议。

  易纲的“三支箭”

  第一支箭——信贷支持。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MPA)中新增专项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并通过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成本适度的信贷资金。

  第二支箭——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由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提供部分初始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为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增信支持。目前,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已经开始试点运作。

  第三支箭——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人民银行正在推动由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机构,发起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由人民银行提供初始引导资金,带动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出现资金困难的民营企业提供阶段性的股权融资支持。

  郭树清的“新指标”:

  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 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 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

  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 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 2/3,争取 3 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 50%。

5 不能总是用行政干预代替改革

  有关部门用心良苦,但市场并不买账:11 月 9 日 A 股再度重挫,其中银行股领跌,凸显市场对银行坏账增加的忧虑。

  

  笔者认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行政干预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改革。如果靠确定几个指标就能解决问题,那事情岂不太简单了?靠行政干预和定指标难以解决问题的原因并不复杂:

  第一,在不降低民企经营风险的情况下,要求银行增加民企贷款,令银行高管表示“无所适从”。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说:

  改善对民企的金融服务,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银行可以通过做小分母(即总贷款规模)的方式来提高民企贷款占比;银行可以把表外的民企融资转回表内;银行可以增加对民企房地产企业贷款……

  

  第三,一旦有了政策要求,就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银行可能“以牺牲贷款质量为代价”而不负责任地增加民企贷款。民企也有好坏。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故意”增加对“低质量民企”对贷款,然而把责任推给监管要求。

  因此,要高度重视民企资金链问题,但不能“以乱治乱”

  1990 年,朱镕基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这句话永不过时。刘鹤副总理一语中的:

  当前股市的心理特征是,对制度创新和改革政策有很强的期盼,市场表现与这种期盼之间有很强的正反馈效果。因此,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新的改革举措。

6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笔者建议,要把“改革”当成化解当前民企金融困局的真正出路,而不能在“行政指导”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建议:

  第一,银保监会应推动所有银行在不良资产责任考核中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即银行高管对民企和国企坏账承担同等责任。目前在现实中,国企坏账对银行高管造成的责任追究风险远远低于民企坏账,这是银行缺乏民企贷款积极性的问题根子。

  第二,不仅民企要稳预期,银行也要稳预期。在实践中,我们习惯于“运动式监管”,各级监管部门抽风式地对银行进行检查和问责,导致银行高管战战兢兢,谁还敢给民企贷款?监管的多变,破坏了银行的稳定预期,在银行波浪式的监管冲击中,民企注定会成为牺牲品。监管是必须的,但要有明确的规则并保持透明和稳定,切忌朝令夕改、运动式执法。央行行长易纲说得好:

  既要防止“运动式”收紧,也要防止“运动式”放松。

  第三,加快 IPO 注册制改革。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客观上加大了债务风险。2017 年直接融资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17 年企业债券净融资 4495 亿元,同比少 2.55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8734 亿元,同比少 3682 亿元。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布: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当前不仅上市公司资金告急,就连风投和私募也陷入募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通道严重堵塞”。证监会应有责任担当,以“自我牺牲的勇气”推动注册制改革,实现资本市场的“制度飞跃”。

  第四,加快推出民营银行。2015 年中央批准首批民企银行,且李克强总理明确家数“不设上限”。但四年过去了,民营银行只开业 17 家,即使规模较大的微众银行总资产规模也仅有 817 亿。2018 年上半年,17 家民营银行净利润达 29 亿元,不良贷款余额 12 亿元,不良贷款率 0.57%,净息差 4.25%。民营银行不仅审批中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依旧,而且获准出生的民营银行也要遭受“网上开户限制”等不合理政策等手脚捆绑,谈何发展?

  第五,减税,马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 1 日座谈会上说:

  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这些企业泪盼的政策红利,“有关部门”应该马上落实,不要拖到明年。

  第六,攻坚国企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淘汰僵尸企业。民企融资难的背后是国企融资易,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金融领域落实“竞争中性”已成当务之急。为此,中央应该明确:

  1)地方政府不得为僵尸企业兜底;

  2)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国企违约和破产;

  3)探索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硬约束。

关键词阅读:民企 融资 行政干预 改革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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