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国“老年人”界定的唯一依据，就是“法定退休年龄”。

　　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均不低于65岁，因此，西方统一将65岁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而在中国，由于女工人退休年龄为50岁，而男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因此，我们将60岁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但令人十分尴尬的是：我国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女干部是55岁，那么，50岁退休的女工人，究竟算“中年人”，还是算“老年人”？

　　早上当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晚饭后当你在广场上散步时，你总会不经意地发现到处都是广场舞，人们习惯称之为“大妈”广场舞，实际上应该叫“嫂子”广场舞！她们太年轻了，她们的身姿、舞步与节奏简直太惊艳了！你不禁会问：50岁退休的女人算是“老年人”吗？

　　大家知道，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是“双轨制”，分为两大体制：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参保对象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参保对象是没有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部城乡适龄劳工。

　　（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截止2016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2.78亿人。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为：男性60岁；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截止2016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5.08亿人。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为：男性60岁，女性60岁。

　　截止2016年底，我国两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人群总计为7.86亿人，若按体制类型划分，其中，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占比为35％，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占比为65％；若按法定退休年龄人群划分，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7.86亿人）中，约有83％的男女参保人是60岁退休，而只有作为女性城镇职工参保人，其退休年龄低于60岁（45岁、50岁、55岁），这一人群占比约为17％。

　　因此，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7.86亿参保人中，只有1.39亿女性城镇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60岁，而其他6.47亿参保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全部都是60岁。

　　也就是说，处在就业弱势的女性“城乡居民”需要年满60岁才能退休，而具有就业优势的女性“城镇职工”却可以50岁退休。很显然，这是制度的不统一，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但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

　　截止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2.41亿人，如果再加上50岁退休的女工人，这一被抚养人口的规模更大，这必将加大后代的抚养成本及社保缴费负担，这就是所谓的“代际转移负担”；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同步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工成本上涨过快，无形之中增大了企业经营成本。

　　换句话说，上一代人退休越早，老年人规模越是壮观，则下一代人的社保缴费负担就会越沉重；同时，全体劳工退休越早，则劳动力供给就会越紧张，劳工成本就会上升越快，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

　　那么，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究竟应该确定多少岁为合适？

　　很显然，民众对于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态度，许多网上调查都是多余而无聊的，因为99％的地球人都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根本用不着调查，谁不愿提前退休享受？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无可厚非。然而，作为理性决策的政府，则必须全盘考虑社会养老负担，长远规划劳动力供求均衡，尤其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及身体素质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体力劳动的不断减少，这使得逐渐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历史必然。

　　比方，早在1935年，美国就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定为65岁，1983年美国立法决定将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逐渐延长至67岁，目前美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到2027年将提高至67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当雇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雇主不得强制要求雇员退休，但前提是雇员暂不办理退休手续，暂不领取退休金，而且还要继续缴纳社保税。

　　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弹性退休制度，比方，美国目前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但它允许最早可在62岁申请提前退休，但退休金要比正常退休金扣减30％；与此同时，美国奖励自主延迟退休，也就是说，如果你年满66周岁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退休金，那么等你将来实际退休时，就会提高退休金发放水平，但这种奖励最大退休年龄为70岁，如果你70岁才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你的退休金将比正常退休金要高出30％。因此，美国雇主不得强制要求雇员退休。

　　在中国，女特种工45岁可申请退休，女工人50岁必须退休，女干部55岁必须退休。这是“中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我国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不得提前退休，也不得延后退休，只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单位就会强制要求你办理退休手续，并开始领取退休金。因此，随着人口老年化加剧，我国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越来越沉重。

　　其实，在西方国家，随着家庭劳动社会化、专业化、职业化，许多家庭妇女已被解放出来，她们也有强烈的“社会劳动”的诉求。即便是年满66周岁退休的美国老年人，他们参与志愿者人数的比例也是各类人群中最高的，他们在全年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平均时间也是最长的，因为退休不是等死。美国科学家实验证明：能够走出户外经常参与社会服务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这大概正是老年人“被需要”的社会价值体现，也是“夕阳红”的一种心理需求与行动表达。

　　在全美CEO薪酬百强排行榜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几乎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有一位董事90多岁！特朗普（男）与希拉里（女）两位“老人”参加竞选美国总统时，恰好都是70岁。

　　日本现行《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对于有工作意愿的人，原则上把65岁定为“继续雇用年龄”。日本政府最近决定修改该法律，逐步把年龄上限提高至70岁。首先将把维持雇用员工至70岁定为企业的“努力目标”。自2019年度起，政府还将对积极雇用老年人的企业提供支援。在此基础上，2019年以后将讨论修改《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允许工作到70岁。

　　2018年9月3日，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未来将会实施3年大改革，将日本打造为“终身不退休社会”。希望利用接下来的1年时间，打造不论到多大年龄、只要有意愿就能参加工作的“终身不退休”、“终身活跃”的社会。

　　2018年6月14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政府会议上发布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至65岁，延长5年；女性从55岁推迟至63岁，延长8年。延长退休年龄的实施将经历很长的过渡期，计划2019年开始该进程，以便分别在2028年和2034年逐步实现男性65岁和女性63岁退休。

　　事实上，中国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2.4亿人，而养老服务供给却异常短缺。按照官方口径，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模式为“9073”，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主要是失智失能老人）在养老院养老。

　　也就是说，我国未来97％的老年人必须依靠居家社区养老，因此，养老服务的质与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治理及社区服务的完善。目前我国社区服务空虚，尤其是缺少专业化的社工（社会工作者）、社会化的义工（志愿者），以及职业化的家庭工人（家庭护理及家政钟点工），这一缺口至少需要5000万大嫂和大妈介入填补。

　　如果将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至60岁，那么，首先有利于制度公平，让城市女人与农村女人一样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实现制度平等；其次，可以新增50岁至59岁的城镇女劳动力大约5000万人，她们只需要通过职业化资质培训，这些大嫂、大妈就可以作为专业而熟练的“家庭工人”，直接进入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岗位，获取不菲的高附加值工资。当然，这样的专业上岗有别于草台班子的“家政工”，她们将是专业的“护工”、“护理”或家庭工人。很显然，家政工不再是农民女工的专利，它必须专业升级、职业换代，并使家庭工人真正成为一种体面而受人尊敬的职业。

　　传统地，中国大妈退休后大多沦为自家保姆、封闭在家中，却不能作为社会资源为社会共享，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专业人做专业事，如果有大批专业化的中国大妈介入社区服务和社区养老，那么，家庭老人的护理和照料，就会由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家庭工人来承担，而不必要由家人辞职或请假在家侍候，这既劳动力的节约与利用，也是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更是家庭妇女被解放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这将极大提升社会经济活力及公民参与意识，将被动养老变成社会资源。事实上，养老并不是被动的“生命倒计时”，更不是单纯地等待社会救济和帮助，服务人、帮助人也是一种幸福和体面。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