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所有制陷阱，就是指有人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一个执政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与某种财产所有制有关。比如，有人主张，公有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因此，要保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就得坚持公有制，消灭私有制。但是，这种主张既无法由历史经验上来检验，也无以从理论的逻辑上来证明，完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陷阱。

　　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表明，往往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都有可能掉入这种所有制的陷阱，关于中国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就会风云四起。比如，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内展开的关于姓“资”还 是姓“社”的大讨论，就是陷入了一场所有制的陷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解开这个所有制陷阱的死结，这才有了后来4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

　　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中国又走入社会重大转型的节点，国内经历着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国外面临着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与冲击，国企民企的论争也油然而起。针对这种论争，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回信指出，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作用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这个原则上，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全面阐述了政府的主张。刘鹤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对于最近这场的所有制陷阱的争论，中央基本上已经定调，即国有和民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和积极力量，而不是非公即私的零和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会陷入所有制的陷阱。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对所有制陷阱的谬误进行分析与讨论，以便从经验上及理论明正是非，否则新的“赵小平”、“李小平”、“钱小平”等又会出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最为核心应该是三个方面，一是产权清楚界定；二是交易合约能够有效履行；三是弱势者的利益能够得以保护。这是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研究所得出的最为一般性的结论。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科斯、奥尔森、阿西莫格鲁等都是这种主张。因为，只有产权能够清晰界定才能让交易行为发生，才能够降低交易过程的成本，促使各种交易行为更有效率；而交易都得通过合约连接。这里既有公平公正签订合约的问题，也有合约有效履行的问题及违约如何公平公正的处罚与补偿。只有合约有效履行，交易行为才得以完成；而弱势者的利益得到保护是保证合约有效履行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果一种经济制度或国家经济制度安排能够保证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得以满足，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发展与繁荣。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保证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得以满足呢？可以说，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试错才发现市场经济是能够保证这三个方面条件得以满足比较好一些制度安排。所以，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渐地向社会经济转轨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在2013年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本思想。所以，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而这些要求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基本条件。

　　那么市场经济体系为何不需要关注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而是更强调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以及强调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更有效率。这不仅来自人类社会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总结，更是来自逻辑上的经济法则。对此，上个世纪30年代就进行一场论战。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是阻止社会经济大萧条的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因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可以表现为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也可以避免市场经济一些缺陷，比如不经济的竞争、产生垄断、市场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等。

　　但是，在当时德国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看来，一些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有效率是建立在市场信息为完全、对称、无成本获得等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不对称的，而且获得也是要花成本的，有时候获得信息甚至是昂贵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制订合理的计划来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经济当事人所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获得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分散化决策。即经济当事人通过价格机制，尽管不能够获得市场完全、对称的信息，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经济当事人就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己的实际情况及经验（或默识知识）做出最有利自己的决策及判断（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用者自付，即经济当事人要承担其决策判断成本，这就要求经济当事人在进行决策判断时要更为谨慎及降低其行为之风险），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何民营经济会十分发达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主要的部分？就在于民营经济主体、产权界定清楚，就在于完全的分散化决策，就在于价格机制有效，就在于在产权清楚界定的原则下其当事人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完全归结到自己手上，经济当事人需要对其行为完全负责。而民营经济的当事人用自己的钱进行判断与决策，并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那么其行为的决策与判断就必须谨慎，就在进行决策与判断时就得防范风险，其资源配置效应在此过程中也会提高。

　　但公有制的情况则与民营私人所有的情况则相差较远。因为无论是国有制还是公有制，其产权的界定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来完成，其所有权与使用权、剩余索取权及转让权是分离的，其所有权往往是虚拟的。正因为存在着链条较长的委托代理关系，要保证国有产权或公有产权有效运作，就得假定其代理人一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道德人、经济理性人等，否则代理人的每一个链条环节都可能侵蚀委托人利益，就可能让其产权运作的低效率。比如，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按照宪法，国有土地所有权国家所有，为全体中国公民所有，但实际上，这种公有土地所有权则是通过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转化为地方政府所有、转化为地方政府官员所有，全国人民的利益完全被侵犯。这也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丛生的根源。所以说，只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不是一个完全的道德人，只要市场价格机制触及的地方，国家所有权运作往往会低效率，甚至于负效率。比如最近落马的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民和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的巨额贪污案就是经典案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有效运行的地方，民营企业对资源配置可能会更有效率。

　　那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何国有企业仍然会重要？这不仅在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一些行业有效的价格机制还没有形成，对于这样的行业，国有企业仍然担负着这些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责任。比如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都是如此。还有，无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仍然存在许多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够有效运作的行业，这些行业同样需要国有企业来承担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比如国防工业、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国家持有的资源性行业等行业，需要国有企业来承担。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保证中国经济有效运作，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市场的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得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要做到这点，根本上就不存在所有制（或公有制或民营所有制）孰优孰劣的问题，只不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制度不同的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担的市场责任不同而已。在市场价格能够有效运作的地方，民营企业起到作用更大；在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够触及，或公共服务等行业，国有企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所有制企业是缺一不可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根本所在。所以，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我们就得跳出所有制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