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

　　截止8月末，上市银行已经相继披露了半年报；而此前，不少同业存单的发行银行也按照监管要求披露了中期财务报表。我们基于此进行了数据梳理，以期对上半年商业银行经营情况进行窥探。尤其希望了解持续半年多的金融严监管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考核压力、盈利能力、资产质量、配置行为等等变化，以对债券市场的资金力量进行观测。

　　我们梳理的主要信息要点：1）股份行缺资本、中小行缺负债，银行整体面临负债压力与资本约束的夹击；2）净利润增速回稳、净息差相对改善，但货币与监管环境对未来盈利能力存在约束，潜在资产质量压力也会加剧拨备与盈利负担，限制银行风险偏好修复；3）银行资产端非标转贷/标，但短债配置增多、配债行为保守，银行同业债券投资严格受限、地方债挤出信用债对传统利率债配置。

　　一、关于数据样本的说明

　　市场对于商业银行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几个数据来源：其一，央行月度发布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信贷收支表。其权威性高、发布频率快，适合进行高频追踪与总量数据验证，但其并非按照商业银行会计科目进行统计，且缺少不同类型银行的分类报表，数据深度相对一般。其二，上市银行的公开季报。其财务数据及其附注内容详细，可以加工解读的信息较为丰富，但上市银行样本数量较少，当前仅有26家A股上市银行，且城商行与农商行的样本数量更少，仅能观测到商业银行的“头部行为”。其三，发行同业存单的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其中报、年报披露相对健全，财务数据中的信息较多，且包含了不少城商行、农商行样本，可以用来较为全面的观测不同类型银行行为，但报表披露时间较晚、样本数量变化较大。

　　本文所做分析主要基于同业存单发行银行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其稳定的样本数量在150个以上，2017年至今的样本数量有所减少（图表1），但主要是中报年报的样本数量减少，可能与审计相对复杂造成披露时滞有关，2018年1季报的样本数量仍然高于去年同期。此外，尽管样本数量减少，但其中不乏城商行、农商行主体（图表2），这是对上市银行报表数据的重要补充。当然，本文分析也会结合一些央行月度报表和上市银行报表的信息，以期进行全面观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数据样本并不固定，本文所做增速或其他纵向比较分析，都是在可比口径，即样本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本文所做占比等结构分析，则采用了全部样本数据。

    二、负债压力与资本约束的夹击

　　2016年8月，货币中性与金融监管拉开序幕；2017年4月，银监条线的监管规则收紧；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调防风险；2017年11月，资管新规推动金融监管落实。在政策不断推动银行回归本源的过程中，银行表内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然受到质疑。市场广泛争论的约束因素，除了建设项目较为稀缺外，在银行方面，更集中体现为了缺负债、缺资本和风险偏好相对一般，而这在上半年的商业银行报表数据中都有体现。

　　首先，贷款扩张诉求上升、存款稀缺程度放大，中小银行的这一矛盾今年尤为突出。全口径来看，金融机构贷款增速从2009年开始持续高于存款增速，两者增速差在2014年后就基本处在3％之上。而我们的样本银行中，贷款增速虽然高于存款增速，但两者增速差此前一直偏弱，2017年开始显著放大，目前已经达到4.8％（图表3），高于全口径的贷款与存款增速差（图表4），反映商业银行贷款扩张诉求与负债维系压力的不匹配程度放大，且这一情况正在向“头部银行”蔓延。具体到银行类型，国有行的贷款存款增速差偏低且上升幅度不大，股份行的贷款存款增速差在2017年明显上升，目前在高位相对稳定，城商行、农商行的贷款存款增速差则在2018年明显走扩，反映中小银行的负债维系压力近期是有明显放大的（图表5）。

　　银行“缺负债”程度有所放大，一个例证是2018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的综合负债成本大多继续抬升，这与狭义流动性改善的市场感受似乎不同。并且，国有行的综合负债成本偏低且稳定，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综合负债成本仅在1季度就上升了至少20bp（图表6）。银行综合负债成本逆势抬升，仍然是与其负债结构的主动变化有关——尽管2018年吸收存款在银行付息负债中的比重上升（图表7），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卖出回购等三类同业负债的比重下降，与金融严监管及银行业务回归本源的趋势一致。但是，包含同业存单在内的应付债券比重大多上升（图表8），这也反映了银行整体负债压力不小、主动负债诉求上升的特征。毕竟，在银行付息负债分类中，吸收存款成本最低，同业存放次之，应付债券及其他付息负债的成本最高。

　　当然，银行资产扩表与负债稀缺的矛盾，也集中体现在利率市场化及金融严监管的过程中，银行维持既有盈利能力的压力上，这在第二部分将做具体分析。

　　其次，商业银行大多面临着资本约束增强的风险，且股份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相对不力。全口径来看，银监会公布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年初以来均有下滑，2018年6月较2017年12月分别降低了0.08％和0.10％。分银行类型来看，尽管资本充足率的绝对水平大多能够达到标准，但是，资本充足率下滑的风险却比较普遍。除了农商行外，多数银行的资本约束都有增强，尤其是股份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较年初下降近0.2％，降幅为各类银行中最大，绝对水平也为各类银行中最低（图表9、图表10）。

　　具体而言，资本充足率的下滑风险来自于：其一，银行净息差处在低位，盈利能力相对偏弱，使得利润留存形成的一级资本较少，银行一级资本扩张持续处在偏弱状态（图表11、图表12）；其二，2018年货币政策中性与金融监管严格，使得权益与债券市场融资活动也相对偏紧，银行通过优先股、二级资本工具等进行资本补充也并非十分顺畅；其三，金融监管严格推动非标业务回表，如果将其按照100％风险权重计提风险资产，那么，资本补充压力也会显著增强。

　　举例而言，2017年末银行理财和非保本理财余额分别为29.54万亿和22.17万亿，其中，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的比重为16.22％。如果假定投资非标资产的理财产品均为表外非保本理财，且需回表，那么对应资金规模大致为4.8万亿。如果将这接近5万亿回表资产按照100％风险权重计提风险资产，且维持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保持不变，需要补充一级核心资本5300余亿。这相较于每年2万亿左右的股权融资规模来看，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是较为显著的。

    三、银行盈利扩张受到多重压制

　　尽管2018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温和回升，资本利润率也较去年末低位企稳。从盈利能力来看，2018年银行净息差的降幅缓和，生息资产收益率与付息负债成本率的差值也在低位止跌（图表13、图表14），反映利率市场化与金融严监管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冲击似乎在减弱。但是，商业银行未来的盈利扩张仍然会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压制。简言之，货币政策疏通利率传导、金融监管引导回归本源、银监考核渐趋严格，分别会对银行息差空间、中收扩张和拨备安排形成约束，都会对银行未来的盈利扩张构成一些负担。

　　其一，货币政策与监管环境可能不利于资产负债的利差改善。金融监管主导银行业务回归本源，尽管可能缓解银行存款流失压力。但是，8月中旬以来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稳会会议、银保监会会议等透露出货币政策更多发挥定向疏导、调降社会融资成本作用的意思。那么，从狭义流动性已经“合理充裕”、但实体融资成本端改善尚不明显的政策表示来看，银行生息资产与付息负债的利差空间走扩似乎不易看见。近期银行草调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些贷款利率上浮程度可能缓和的信息，包括：银行信贷额度相对宽松，但合意融资需求仍然稀缺，未来“抢资产”可能约束贷款利率上浮空间；8月中旬开始，普惠金融的价格管控渐趋严格，银监部门明确要求普惠金融的新增贷款利率逐季度降低，对银行收益风险匹配的过程构成约束。

　　其二，金融严监管对于银行中收扩张也形成约束。2018年银行非利息收入比重基本持平（图表15），这与金融严监管的环境有关。一方面，理财产品及资管规模的扩张速度放缓，会使得银行从中获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能力下降，相应监管套利空间也会缩窄。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表现及整体债券融资活动偏弱的状态，对于银行投资及承销活动也有限制。然而，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大多达到30-40％，如果这部分业务扩张乏力，显然会影响银行利润增长情况。

　　其三，潜在资产质量压力较大，也会增加银行的拨备与盈利负担。2018年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有小幅上升，全口径不良率上升0.12％，尤其是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较为明显（图表17）。账面不良的增多也直接反映在了拨备压力上，2018年城商行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均有明显下降（图表18）。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年中以来的银行净利润增速温和回升，很大程度上与账面不良率相对改善有关，而如果这一趋势不可持续，对于银行盈利情况必然会有负面影响。更加严峻的是，今年银监条线的监管规则在持续增强，逾期90天以上计入不良的规则执行力度在最近一个季度明显增强，近期银行草调过程中，多家银行反映受到这一规则的约束较强。而从潜在不良的角度来看，确实可以看到农商行的关注类贷款比重较高，且在2018年继续快速上升的情况（图表16），这对银行未来拨备监管与利润扩张都会形成一些约束。

　　四、银行资产配置相对保守

　　从资产端与债券托管数据的梳理来看，2018年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有以下一些特征：

　　其一，资产端非标转贷、非标转标，但短债配置增多，配债行为相对保守。2018年，国有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等合计比重持平，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的这一比重则有下降（图表19），反映银行整体配债力度并没有增强。但是同时，发行贷款及垫款比重稳中有升，应收款项类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图表20），反映资产结构变化受到了非标转贷、非标转标的影响。而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明显上升（图表21），意味着银行配置债券资产的期限相对缩短，也体现其配债行为较为保守。当然，以上统计结果包含了部分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我们统计的161家商业银行中，有5家国有行、6家股份行、2家城商行、1家农商行在2018年半年报采用了新会计准则，即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等重分类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这使得国有行、股份行的以上两个细分项目比重受到较大影响。但即使排除这两类银行来看，仍然可以得到应收款项类投资减少、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多，表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端非标转标、配债行为保守的特征。

　　其二，同业债券投资受到严格监管约束，地方债与信用债相对挤出传统利率债配置。一方面，商业银行持有的银行债、同业存单、二级资本工具等合计比重基本持平，受到金融监管的严格约束。另一方面，在传统利率债的持有者构成中，大中银行的比重相对下降，在信用债的持有者构成中，大中银行的比重相对上升（图表23、图表24）。反映全国性银行、城商行都出现了地方债及信用债配置挤出传统利率债配置的情况，这除了可能与地方债供给压力较大有关，也与整体负债成本上行的环境中，高评级信用债的收益情况更加合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