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鹤心中，消费是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

　　文/刘胜军

　　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开宗明义提出：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笔者认为，这是继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聚焦“创新”之后，又一着眼未来的“大手笔”。

　　关于消费的重要性，林毅夫发表过“误国误民”的观点：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当然，林毅夫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脸。

　　林毅夫说：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未来20年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步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目前6.8％的增速依然没有触及L型增长的底部。

　　记者问：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似乎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早期的CRT彩电、汽车到后来的半导体、国产软件、等离子、新能源光伏、电动汽车等，财政投了大量的钱，普遍都是失败的。

　　林毅夫的神回答：

　　这大概跟你们媒体的报道有关系，你们一般都不会报道成功的。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

　　“比较优势教条主义者”林毅夫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是：

　　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

　　中美贸易战和中兴通讯事件让国人意识到了这种想法是多么危险。

　　“比较优势教条主义者”林毅夫给拯救东北开出了“发展轻纺工业”的药方，遭到全民嘲笑。

　　“比较优势教条主义者”林毅夫（2005）反对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

　　飞机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国是世界的飞机生产基地，市场规模是给定的，它给定源头，给定你的收入水平。

　　2007年，中国宣布启动“大飞机工程”。

　　凯恩斯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凯恩斯主义”更是影响了世界无数政客，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归国后，抛出“新结构主义”，高呼“超越凯恩斯主义”，但事实上他离凯恩斯相去十万八千里。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消费是一种美德，节俭却是坏习惯。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

　　一则古老的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毅夫和凯恩斯差距实在太大了，劝君还是别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诺奖提名了。

　　消费很重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卖出去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库存和废品。能否卖出去，当然要看消费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过去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其实是“借用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表面上看，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是出口和投资，其实最终动力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

4 刘鹤的远见

　　对消费的重要性，中国高层有清醒的理解和认知。2014年刘鹤撰文指出：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可见，在刘鹤心中，消费是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

　　促进消费，既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也是化解“中美贸易失衡”的治本之策。

　　消费能力差异，才是中国贸易失衡的关键所在。

　　耶鲁大学教授罗奇（Stephen Roach ）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在于美国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2017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储蓄之和——只有国民收入的2.1％，仅仅相当于20世纪结束前三十年平均水平6.3％的三分之一。

　　随着国内储蓄的暴跌，美国有两个选择：降低投资及其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或增加从海外借入的盈余储蓄。在过去35年中，美国一直选择了后者，198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2017 年，美国对令人咋舌的102个国家存在着贸易赤字。

　　笔者认为，中国简直就是美国的镜子：中国消费太低、储蓄太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2015年度《世界概况》称，卡塔尔、科威特和中国大陆在收入储蓄排行榜上位居前三甲。

　　卡塔尔、科威特都是产油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的储蓄率实际是世界第一。

　　出路是，要么减少美国人的消费，要么增加中国人的消费。显然后者是增量，是痛苦较少的出路。

　　从两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消费在中央决策层心中的份量：

　　2018年11月中国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被视为中国今年最具份量的主场外交。

　　？018年5月的中美联合声明曾经提出：

　　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

　　问题是，中国人太喜欢储蓄了，而消费率之低令人惊讶。

　　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DP的比重不到40％，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美国（69.5％）的水平，也低于老龄化严重、消费增长低迷的日本（56.3％）和韩国（47.8％）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要知道，印度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

　　差距就是潜力。中国的消费率之低，意味着潜力之大。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2018年7月，《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养老、教育、医疗有望成拉动内需‘三驾马车’”，不料却引发不少舆论抨击。笔者认为这篇“弘论”简直是“黑白不分”，纯属找骂：养老、教育、医疗，是消费者的痛点，是制约消费的瓶颈，而非拉动内需的动力。

　　养老、教育、医疗，本应是政府公共预算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却把包袱甩给了消费者，严重影响了消费意愿。

　　高房价是抑制消费的另一关键因素。教育、养老、医疗、房地产，是压制中国消费潜能的“四座大山”。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继明的研究，住房贷款占存款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支出下降0.2 个百分点。

　　值得警惕的是，2018年7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8.8％，为2018年以来次低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速为6.5％ ，创下了近年来新低。从1-7月累计增速看，名义与实际增幅分别为9.7％和8.06％ ，均为近年来的最低。

　　更令人焦虑的是，即便这一增速也还是靠“居民加杠杆”换来的，前景更不乐观：

　　1996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到2017年已经高达49％，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10年。

　　可见，制约消费的最根本因素还是收入分配。21世纪以来，有两个长期趋势非常明显：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因，消费占比下降是果。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部门：

　　居民

　　企业

　　政府

　　居民占比下降，谁的占比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7年，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速为13.76％，而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则为9.5％。

　　绝大多数年份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GDP增速。1994-2014这 20年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26.9倍；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翻了8.3倍；而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翻了8.6倍。

　　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对症下药”。要真正实现“大消费时代”的到来，出路并不复杂：

　　下决心“真减税”，放水养鱼，休养生息。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天津达沃斯论坛提出：

　　要研究明显降低税费负担的政策……个税改革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税负降低了，实际收入增加了。

　　政府把用于“铁公机”的经费用于教育、养老、医疗，实现从投资性财政向福利财政的历史性转型。

　　下决心控制货币超发与土地财政，终结“房地产泡沫”。

　　方向既明，关键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