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如是说

　　在9月16日举行的“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表示，中美贸易的互补性非常强，而美国提出的恢复制造业大国并非那么容易。

　　对于曹老板的观点，本楼（政经天一楼）主是深表认同的。在9月12日由本楼推送的白宫内幕 特朗普为何会发动贸易摩擦一文里，就曾谈及这点。“产业结构问题就更简单了。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玩起了轻资产模式，这一模式的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变成了哑铃型结构——两头（高精尖产业和农业产业）重中间（日常工业品）轻。譬如苹果、耐克们，除了研发和销售中心留在美国本土，重资产部分全外包给了中国。而其高精尖行业又长期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禁售。这种产业结构也就成了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源头。

　　正是基于此，我们可预见的是：只要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结构问题（美国再工业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一味的反比较优势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能真正推行下去我是深表怀疑的）存在，美国始终都将处于双逆态，就是打掉中国，最多也就换个逆差对象而已，就如当年打掉日本而将逆差对象换成中国一样。”

　　当然，我的认识也与曹老板有所区别。曹老板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着眼的。他的美国工厂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雇不上来人，缺几百号人，雇不到”。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二战后，国际产业就开始自美国移出，先是日本，后是韩国、台湾、香港，再是东南亚，然后是中国（国际产业转移先是转移自东南亚的，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是，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南亚诞生了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都像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得名。可惜的是，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这四小虎未能像四小龙一样打稳经济基础，受糟糕的外部环境和更为糟糕的内部政策的影响，国际产业才逐步向中国转移，尤其是自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缺乏与其恢复制造业大国这一雄心相匹配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链

　　也就是说，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已经从美国转出来半个多世纪了，其产业主要集中到服务业去了。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1947年美国服务业比重大约为60％，目前已接近80％。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下的美国，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正是曹老板所提及的：缺乏一个足够庞大的，足以让美国恢复为制造业大国的劳动力市场。而更为棘手的是，要想重新打造出这样一个市场，还真是短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与此相关的还有，美国在制造业领域，还缺少一条与之相匹配的完整的产业链条。而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是美国恢复制造业的根本，但要建构这样一条产业链，需要多大的劳动力市场与之配合呢？！

　　而这正是中国的长处，美国的短板。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几乎可用卓越来形容，譬如我们有着：1、良好的基础设施；2、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3、完备的产业链；4、政府的效率；当然还有5、有利于资本家的低人权优势。说实在的，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微观层面。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几乎符合于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所要求的理想态。（详见本楼（政经天一楼）于9月9日推送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及解决之法 一文）

　　也正如本楼主在 白宫内幕 特朗普为何会发动贸易摩擦 一文里所表明的，之所以不看好美国的再工业化，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此举明显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

　　李嘉图和比较优势原理

　　在有关贸易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的很多学术议题，涉及的多是配额、关税和贸易战。其中，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在考查这一原理之前，让我们先弄明白为什么李嘉图要费劲地解释它。根据亚当·斯密的观察，商人喜欢在扶轮社的聚会上大声谈论自由企业。然而，谋求私利却需要与政客们互通款曲，因而商人们常会在国会议员的耳边窃窃私语。在李嘉图生活的那个时代，地主们在议会里交头接耳，并且晃动着他们的钞票，为的是寻求英法战争之后的贸易保护，以抵制谷物进口。

　　在战争期间，谷物的价格水涨船高，部分原因就是谷物贸易禁令所造成的结果，而且，地主们对和平之日到来时谷物价格的突然跌落担惊受怕。在议会过道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正在崛起的资本家，他们是工业革命产生的新兴企业家。因为资本家雇用劳动力，他们喜欢看到较低的食物价格，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必被迫支付较高的工资。在这场影响政策的角逐之中，地主们取得了胜利，1815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低于某一价格进口谷物，实质上是给佃农授予了谷物市场的垄断权。英国的词典将“谷物”定义为如燕麦、黑麦、小麦和大麦这样的粮食。因此，该法案被称为《谷物法》。

　　正是基于对《谷物法》的思考，李嘉图看到了英国的两个未来：1是与世隔绝的岛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海岛，为外国商品的进入设置重重屏障；2是外向型的贸易者，扮演了“世界作坊”的角色。那么，英国到底该何去何从至关重要。

　　李嘉图认为，如果英国真的通过和执行了《谷物法》，也即选择了前者。那么，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将很快会变得羸弱不堪。也就是说，李嘉图显然更为喜欢开放的政策，而支持他这一观点的，是他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指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说，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

　　为了便于说明这个复杂的理论，我们试图用一些情境来予以帮助说明。假定一艘开往新大陆的船遇到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让一贯以笨手笨脚而出名的杰克，随同能干而自信的本一起被冲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不知名荒岛。于当前而言，他们有两项根本任务需要完成：捕鱼和搭建蔽身之处，以此来解决食宿问题，好等待他人来救援。

　　假设聪敏的本能用10个小时捕到一条鱼，并且用20个小时建造一个茅屋。而笨杰克在上述工作方面的用时分别是：15和45小时。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理论，那么聪敏的本应当搬离笨杰克，而去自己建屋和捕鱼，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笨杰克做得好。但是，李嘉图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聪敏本与笨杰克两人应该分工协作。

　　让我们首先计算一下，如果他们用一半的时间捕鱼，另一半的时间建茅屋，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多少条鱼和建造多少个小茅屋。如果聪敏本花费1000个小时用于捕鱼，他将获得100条鱼，或用1000个小时建造茅屋的话，他将建造出50个小屋。而笨杰克呢？他用同样的1000个小时捕鱼将得到67条鱼，或搭出22座小屋。因此，在该岛上两人合计有167条鱼食用，有77个小茅屋居住。

　　但如果他们进行专业分工，情况又会怎样？如果聪敏本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建茅屋上，他将建造100个小屋，如果笨杰克专注于捕鱼，他将带回133条鱼。如此，仅仅通过专业化，该岛的产出就戏剧性地增加了，虽然笨杰克在两个任务上的能力都要小得多。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怎么进行专业化分工呢？让我们再次返回到上述场景里。由于聪敏本搭建一个茅屋所需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花费时间的两倍，每建起一个小屋，他要放弃捕两条鱼。但是，笨杰克建造茅舍的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需时间的3倍，他每建起一个小屋就要放弃3条鱼。因为对于聪敏本而言，建造茅屋所要做出的牺牲较小，他就应当建造茅屋。

　　李嘉图证明了个人和国家应当专门从事那些损失相对最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而且，他们因为不能生产某种商品而做出的牺牲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因此，专业分工是依据谁有最小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的。

　　李嘉图分析的要点在于：不管贸易伙伴的经济是否发达，自由贸易使得家庭得以消费更多的商品。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李嘉图对《谷物法》是异常反感的，他明白的指出：如果法国农民愿意用比我们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花费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吃法国的食物，并且将我们的时间用于做其他的事情。

　　其后，事实的发展证实了李嘉图是对的。英国人在事实面前认识到了自给自足的弊端，它只会让国家迅速变得羸弱不堪。这也让英国人更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虽然也能够生产，但还不如将时间和资源拿出做其他自己拥有更多比较优势的事情呢！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成为一种可能。

　　而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里，美国显然扮演着聪敏本这样一个角色，而中国无疑就是那个笨杰克。无论是捕鱼（中低端产业）还是搭建房子（高端产业），美国这个聪敏本确实并不输于中国。但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既然“中国这个笨杰克愿意用比我们自己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鱼’（中低端产业）来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用中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则将这些时间和资源，用于做其他更适合我们做的事情——建房子（高端产业），而不是又去建房子又去捕鱼。”

　　但美国人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同时捕鱼和建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