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权利，人的积极性就能出现。这是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经验。

　　——曹远征

　　2018是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曹远征人生最重要的40年。1978年恢复高考，曹远征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硕士。

　　曹远征生于1954年，文革爆发前他正在上初中。当过红卫兵、工人，后来被推荐上大学。

　　曹远征的人生有三段经历：1970- 1983年在青海；1986-1998年在国家体改委，是“体改派”重要一员；1998年至今在中国银行，是银行业最资深的首席经济学家之一。

　　不过，对曹远征而言，他最看重的身份应该是“中国经济50 人论坛”成员，这是刘鹤发起的重要智库平台。

　　曹远征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他和他的同学们被深刻震惊了，在寝室里进行了几番严肃、彻夜的讨论：

　　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现在突然说把地分了，这不是一夜退回解放前吗？这究竟怎么回事？

　　后来曹远征想明白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很重要，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动力。曹远征说：

　　当时体制束缚人的积极性。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激励机制调动了积极性，于是农民种田热情大大提高，粮食产出就出来了，饥饿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

　　一开始为了解决贫穷问题，什么都可以试，然后才发现人们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愿望和权利，你尊重这个权利，人的积极性就能出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经验。

　　曹远征后来曾问过安徽省委：

　　你们改革的经验是什么？

　　对方回答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改革者的智慧。

　　改革开放40年在曹远征的人生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

　　这40年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我原先是红卫兵，现在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40年，当惊世界殊。曹远征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是80年代初期：

　  当飞机落到美国肯尼迪机场的时候，看到上空一片亮灯，顿时感到很吃惊。那时北京还都是灰灰暗暗的小房子。40年后，中国的基础设施、高楼大厦远远高于美国、多于美国、好于美国，这就是变化，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这个成就鼓舞着人们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因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986年，曹远征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同一年，刘鹤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毕业以后，曹远征进入了国家体改委工作，并在那里工作14年，成为改革黄金岁月的亲历者。曹远征感慨地说：

　　说一千道一万，改革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社会因此变得有活力，才使我们的经济走到今天。

　　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如何才能破局？改革要有正确的方法论。曹远征说：

　　中国的体制改革从来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不是坐办公室想出来的，它是自我创新的，你要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会寻找出自己合适的一项制度安排，改革由此展开，成为规模，不断地在前进。

　　为什么改革有不竭的动力？正因为改革让人民群众获得实惠，有了获得感，因此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于是改革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持续运行，它也形成了中国特别的改革方式，就是渐进式的，不是间断式，有别于前苏联、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更好一点。尽管每一步你看到并不是最满意的状态，但是它每一步都是与下一步过渡衔接的状态，天天在改进。

　　十九大之后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天津、辽宁、甘肃等开始挤出GDP水份。曹远征说：

　　形象地讲，当前的GDP是挂着点滴的GDP，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政策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拔掉点滴的问题，2017年就开始拔，2018年要继续拔。

　　中央提出未来三年的三大攻坚战，排在首位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对此，曹远征解读说：

　　我最担心去杠杆操作不当引发踩踏。对中国来说，杠杆是不是可维持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即能不能有持续的现金流来付息。最好的策略恐怕是先维持杠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某种机会，把一些大的风险炸弹给拆掉。

　　2018年初刘鹤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改革超预期”，各界对 2018年改革的预期迅速升温。在眼花缭乱的“全面改革”中，曹远征最看重两大改革：

　　第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未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最大的缺口就是社保缺口。但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是可以来通过变现补充这个缺口。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2020年前，中国的上市公司的30％的股权应该划进社保，到 2030年左右的时候，应该80％的股权进入社保，国有企业股权划进社保，可能成为很重要的改革方向。

　　第二就是财政体制。我们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而不再是建设性质，那么政府的转变就非常重要，其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应有之义。坦率地说，地方债务问题不是金融问题，是财政问题，是财政的支出责任不清，政府的支出边界在哪里不清楚，才产生的债务问题，既然政府要转成公共服务政府，要重新理清这样一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