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导 言

　　现代金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立了大功，也实现了大发展。其核心是契约、规则、制度，是法制。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可圈可点，但目前立法的步伐似乎放慢了，一些基本的金融行为，至今仍缺乏法律规范。

　　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壮大，是在政府主导下，政府信用背书下实现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行政资源和政策资源的运用，是为推动更加深入彻底的市场化争取空间，是权宜之计。建立和完善各项金融法律和制度仍需不断推进。

　　金融体系的基础

　　金融是货币的借贷。就经济主体来讲，金融实现的是资源的跨时配置。就整个经济体来讲，金融是在空间上配置资源。金融工具是货币的道具，货币是实物的道具。金融以钱来推动经济。

　　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无论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不仅是商业组织，它还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因为，货币是银行提供的，支付结算体系是银行提供的，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金融游戏，最终都要到银行体系里了结，到银行体系结算，将钱存在银行账户里。说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本，不过分。

　　区分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

　　如果找一个节点，用货币金融史上，银行货币取代金属货币，以及其背后的货币金融制度变迁为分界，可以把金融分为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

　　拿银行的业务为例，在金属货币流通时期，银行以及银行这一类的机构，诸如钱庄、票号等，都是自己有钱了，才能向外发放贷款。我们称这类金融业务为传统金融。传统金融活动的规模，以存量资金为前提，传统金融的作用是“有钱用在刀刃上”，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在银行货币流通时期，银行的债务凭证就是货币，银行可以主动负债，可以“凭空”发放贷款，然后形成存款。由于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变化，银行可以通过信贷形式（或债务形式）向市场提供流通和支付手段，银行的贷款业务创造了存款货币，我们称这类业务为现代金融。现代金融活动的规模，理论上以社会信用需求量为前提，金融的作用，除了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外，还可促进资源的有效发掘与利用，促进经济增长。

　　传统金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而现代金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传统金融运行的门槛较低，有钱便可放贷，人人可为之。而现代金融的门槛较高，现代金融背后，是体系化的规则、契约、制度、文化等等。是法律、规则、契约以及市场文化，支撑着现代金融。

　　现代金融的诞生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如果说这四十年，有什么重大变化，放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来考量，就是现代金融。这玩意儿我们老祖宗的历史上没有。

　　有文字记载，中国就有借贷。《周礼》上就有记载。几千年来，借贷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时，已经有专门从事借贷的机构。但那些都是传统金融的范畴。最早出现在中国宋代的纸币，显然也不是银行货币。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迅速建立起来的现代金融体系，尚未成型便被抗战和解放战争吞没，除制造了人类历史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外，很快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销声匿迹了。不算数。新中国成立后，银行只是出纳机关，财政的附庸。

　　真正的现代金融，在中国，起始于改革开放。

　　现代金融的起源，在西方，大概在17世纪。人家是400年的发展史，我们是40年。所以，不应对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治理，有过多的抱怨。当然，也不要对我们的金融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某某国际化什么的。否则，面对一个泥足巨人，希望它经风受雨，是不负责任的。

　　财政与金融

　　一般来讲，财政和金融，各有各的路数，不宜放在一起比较的。但在中国是个例外。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使国有金融成为政府的钱袋子。金融和财政一起，是政府的两个钱袋子，左口袋和右口袋，当然可以调剂使用，也可以混着使用。哪个口袋用着方便，就顺便多用一些，也是人之常情。

　　想想前几天，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关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争论，着实是太认真了些。按捺不住。其实他们的前辈，那些高明的领导，早就释然了。他们甚至在国外同行面前吹嘘货币银行的奥秘，得意其内，忘形于外，似在目前。

　　银行系统迅速上升的资源配置能力

　　也难怪他们得意。在改革开放初期，现代金融是出了大力的，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初期，银行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迅速上升。如果用1979年国内信贷为基数，到1991年，12年间，银行机构的信贷余额增长了20多倍，平均每年递增22.37％。同期GDP名义值平均每年增速为17.3％（按不变价为9.67％）。而同期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速约11％。按名义值计，同期银行信贷每年增速，超过名义GDP的5个百分点。而同期财政收入每年增速，低于名义GDP的6个百分点。

　　如果算绝对值，用年度财政收入与年度信贷增量比较。1979年，财政收入为1068亿，当年信贷增长为192亿，金融增量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18％。到1995年，财政收入为6200亿，而同期信贷增量为10600亿，金融增量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171％。年度信贷增量超过同期财政收入，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中国的经济学家好像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很过分的数字，世界上主要国家，在经济正常的年分里，似乎没有国家信贷增量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情况。印象中，日本在经济成长期，金融增量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最高达到80％左右，而美国，这一数字最高值在50％左右。

　　我们知道，银行的钱是“凭空”来的，俗称央行印票子。印多了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是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前15年，虽然在1985、1988、1994发生了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总体上，物价形势可控，且较快地平复下来。印了这么多的票子，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我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中，与其他类似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处于一种低货币化的状态。比如，俄罗斯1990年时M2/GDP为100％，我国1978年时这一数字为25％。这一特殊国情的政策含义是，货币超额发行而无过大通货膨胀压力。二是改革开放释放的生产力，GDP快速增长，迅速吸纳了市场上多余的货币。

　　金融业的大发展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量超过财政收入的情况，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1999年才扭转过来，大约10年时间。此后，个别年份（2003年、2009年）外，财政收入维持了大于银行信贷增量的较为正常的状态。大家可以观察，如果后续再有信贷增量大于当年财政收入的情况，接下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很大。

　　客观地讲，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市场化的早期，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对于发现市场机会、促成市场交易达成，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面对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不完备的合同，不完善的法律和执法等，缺少中介，没有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及时出现，面对面即时结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有利于人们果断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缺少货币，就没有办法去活跃经过文革洗劫早已千疮百孔的市场。所以说，改革初期人民银行以信用贷款方式向专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专业银行以执行信贷计划的方式向国有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再以国有企业采购和发放工资渠道流向社会。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客观上起到了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实现了大发展。用M2/GDP衡量，1990年为81.92％，1995年接近100％，2010年达到180.78％，2015年为205.75％。货币供应（金融资产）扩张速度，远远快于GDP增长速度。四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业务量的快速扩张以及刚性保护的利差收入，金融业表现抢眼。金融业玩得很嗨，金融成为大家仰慕的焦点。稍有实力的央企，都有金融板块；不少领导家的孩子，都在金融从业。

　　技术进步取代不了金融机构

　　近两年来，这种状态有转变的迹象。

　　社会舆论喧闹一时，说是互联网金融和支付宝等将替代银行。马云曾经讲，“银行不改变，支付宝就改变银行。”那是他不懂事。他不知道，支付宝等寄生在银行机构、以及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基础设施之上。宿主没有了，寄生者还能活吗？

　　反问一下。如果技术应用能够提高效率，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比任何机构都有优势和能力，将先进的技术装配到它们的业务条线上去。希望技术进步取代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金融越来越多的暮气，老大不堪之势，不是也不可能是互联网带来的。

　　金融的核心

　　金融的核心是契约、规则、制度，是法制。

　　简单地讲，金融就是一个人将自己的东西借给了另一个人，后者承诺将来偿还。只有在前者预期到后者能够到期偿还本息的情况下，这笔业务才能发生。如何让有钱人能够确信借款人能够到期还本付息呢？熟人社会需要经验，更大的范围则需要法律和制度保障。

　　现代金融的奥秘，有一部分是，初始放贷人可能没有钱，但它们还是可以通过现代金融制度，通过贷款创造出存款（银行货币）来。显然，限制它们“无中生有”的能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

　　现代金融的便利性，基于各种场景下，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各种合约（金融工具），能够在市场上转让交易。这些需要更为复杂的法律和制度架构。

　　没有周全的制度、铁一般的纪律、必须执行的契约、严格的执法，就不会有现代金融。现代金融，核心是规则，而不是苟且从权。

　　但是，中国在金融方面的法律和治理，与其庞大的金融体量，似乎对不上。举个例子，伦敦金融城的从业人员中，从事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支持性服务的人员，占伦敦金融城从业人员总量的23％左右。而北京金融街这一比例是3％左右。伦敦金融城管理的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约为8万亿英镑，北京金融街管理的金融机构资产近100万亿人民币，北京略大于伦敦。同样的体量，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正好说明，我们的金融市场上秩序的维系，依靠法律和契约的程度，远远低于国际水准。是什么替代了法律和契约治理，在维系我们庞大的金融市场秩序呢？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政策和行政权威。发生了纠纷和争议了怎么办？在英国主要依靠仲裁和法院，而在中国可能主要依靠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开会解决。谁官大谁说了算，谁能把话讲得更圆谁便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大概是我们这里纠纷解决通行的规则。

　　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涉及到东西之间的金融分岔处。在应对战争需要的财政需求解决方面，南宋政府通过发行纸币解决，而西方国家却在寻求不断改进债券发行。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纸币不用偿还、回收，而债券需要还本付息。纸币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威，简便易行。债券虽然同样依靠政府的信用，但它还要受到法律和市场纪律的约束，复杂且大家不易买账。相信在中国古代皇帝眼里，能直接伸手拿到世上有的他们想要的东西，向民间借债这种丢份儿且麻烦的事，他们连想都不会想的。中世纪后期，欧洲和中国各自的金融技术，造就了不同的金融制度与市场文化。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一个发生了工业革命，走向现代化，另一个在传统里继续打转转儿。

　　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金融法制建设也是可圈可点。

　　改革初期的金融法制建设，以急用先行为特点。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确立中央银行制度。随后《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储蓄管理条例》、《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相继出台。

　　为适应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需要，1995年相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8年通过了《证券法》，2001年通过了《信托法》。这一时期国务院也陆续制定发布了《外汇管理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等。

　　2003年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通过《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反洗钱法》先后颁布，一些前期公布的法律如《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先后修改。后来又于2013年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2014年出台了《存款保险条例》。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立法已经能够撑起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不知道业界是否认可。

　　近几年金融立法的步伐好似慢了下来。一些基本的金融行为，至今仍缺乏法律规范。比如《放贷人条例》，一波多折，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出台。什么原因，不清楚。

　　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

　　我们是否需要耐心？

　　作为学生，我们有现成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有捷径可走。但是，一个大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别人几百年里走过的路程，难度可想而知。在金融立法的成绩光环下，也露出一些小问题。比如，沿用部门立法习惯，金融立法也是行政部门主导，与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距离。金融法律比较宽泛和粗线条，执法机构权力过大，对金融机构保护过多，对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关注和保护不够。金融法律体系不够完备，一些新的现象和一些老的问题没有适用法律。

　　政策与制度比较

　　总要有权威，提供秩序，以维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当基于法律的制度缺位时，基于行政力量的秩序提供者，政策，以及政策背后的行政权威，自然替代了法律和制度。

　　政策与制度比较，一是政策可因时因地而宜，政策易变，设想一种游戏，规则经常变，这样的游戏还会有人玩吗？没效率。二是政策易被有权者机会主义行事，籍政策之名行偷窃之实，不公平。三是政策替代法律和制度，只能是权宜之计，长久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壮大，是在政府主导下，政府信用背书下实现的。政府主导金融发展，国际上有成功案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自己也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1999-2006年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安排。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行政策性剥离，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接收。到2004-2005年期间，采取的方式是国有银行政策性剥离，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接收、自负盈亏。后来实行国有银行商业化剥离，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购买、自负盈亏。循序渐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实现市场化。为后来十余年银行以及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行政手段和政策是有必要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行政资源和政策资源的运用，是为推动更加深入彻底的市场化争取空间，是权宜之计。否则，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如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政策资源，依靠个人经验、知识、判断和管理，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早晚的事。

　　观一叶而知秋。这段时间，像无还本续贷、地方政府债风险权重从20％调降至0等举措，如果等不来后续的制度改进，很难让市场乐观面对。关键时刻，一时苟且，便种下不详之根。

　　改革四十年，金融方面也是人物辈出。俗话讲，法行人从法，法败法从人。当前建立和完善各项金融法律和制度，还是得靠人。像朱镕基总理当年那些金融前辈，不少还是值得景仰的。

　　蓦然回首，竟无可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