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事的滴滴顺风车司机钟元，典型的第一代打工群体的孩子，通常称叫民工二代。

　　打工二代的前途在哪里？从钟元看，非常灰暗。

　　钟元老家在四川金堂县偏僻乡村，今年27岁，没有接受过基本教育，从小父母打工，由爷爷奶奶带大，成绩不好，性格内向，初中没读完辍学打工。后去某技校上学，毕业后做小生意。

　　钟元的父母多年前就去外地打工，钟元这些打工二代在互联网时代成长，但基本心智没有成熟，看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不愿意去工厂上班，性需求等无法得到满足。

　　媒体去了钟元老家，钟元亲戚介绍，钟元多数时间在成都打工，这符合农民工越来越多在省内打工的大数据。他开三轮车卖水果、卖饰品，前两年在老家镇上开过奶茶店，开奶茶店，赔了10多万。钟元是家里独子，他的父母辛辛苦苦挣下40多万，全部被儿子挥霍一空。两三年前，钟某花了几万元买了现在的车来跑滴滴。

　　有人人肉了钟元，他在作案前半年，不停在现金贷平台申请贷款，总共申请了57次，成功56次。最近一个月借款次数高达31次，每天都在借钱。他已经失去了自我。

　　今年春节后，钟元同父母去了温州，这才有了用四川车牌在温州开顺风车，女孩致死的惨剧。

　　钟元在四川老家有女朋友，16岁，他曾带女朋友见过爷爷奶奶。看看这女孩子的年纪，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到这家人近乎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1984年中央颁布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中国农民迈开了城市务工第一步。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工业化历程，但到现在为止，社会保障均等、户口、土地制度，还在严重制约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钟元只是个案，其他民工群体又如何呢？他们这代人是经济的秤砣，这些人过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挣脱中产收入陷阱，这些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中国制造业是否能够转型成功，进入城市中产主导的社会。

　　现实非常残酷。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今年4月27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同比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新生代民工整体超过半数，为50.5％。尤其是跨区域流动，想到大中城市“开阔眼界”的，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以历史数据70％未婚计，大约有1亿左右的新生代家民工朋友未婚！

　　新的趋势是，农民工大部分仍然在外出，达到171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5％，增速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上年增加125万人，增长0.9％。

　　外出的农民工留在当地城市的增加，比如留在当地的县级市，或者到当地省会城市，像云南的农民工朋友愿意去昆明，曲靖的农民工愿意去曲靖。

　　留在本地的农民工人数在增加，2017年达到11467万人，比上年增加230万人，增长2.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

　　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下滑，生活成本像租房、吃饭都在上升。2017年，农民工月均工资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长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估计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高于这210元的收入增幅。2016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长6.6％，增速比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

　　看看早前的数据。

　　2009年，国统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2.3亿人，外出农民工1.5亿人，其中，16岁到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纳入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人左右。

　　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1.4亿人了。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很多有心理问题，从小欠缺最起码的家庭温暖，很大一部分群体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

　　我现在乡村初中看到的情况依然如此，有事老师给父母电话，父母好一点的会关心，甚至会赶回老家，像钟元的父母就属于比较宠溺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有求必应。但一些父母直接放弃责任，对老师说，我们忙得很，别给我们电话了，孩子的事情你做主就行。

　　更可怕的是，悲剧在重演。根据国统局数据，70％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即使结婚有娃了，绝大多数把娃送回老家，由父母养。这些农民工的需求怎么解决？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前景不明朗，基本上属于社会底层劳动力。虽然有人说农民工不愿意吃苦，但他们一天工作时间起码在9个小时以上。

　　根据2017年的数据，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多数小哥在理发、送外卖。

　　不要轻易地否定中国低端制造业，看看劳动力素质吧。

　　2009年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一离开初中校门就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8岁的年龄。

　　这项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大201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

　　这些孩子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心智不成熟，需求得不到满足，看到的又是游戏、爆款、不良商家的偏黄色广告。根据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这篇文章，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上网、看电视。

　　今后情况依然严峻。

　　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务农，不会种田，不愿意去建筑工地，向往城市生活，却没办法在生活的三四线以上城市立足。根据十年前的数据，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没有分到地。

　　据安徽阜阳市统计，阜阳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如无根的浮萍，四处漂泊。

　　怎么办？拆掉民工子弟学校能改变现状吗？真正的办法是放松户口，发展经济，义务教育从9年制放宽到12年制，让所有不上大学的孩子接受职业教育，让所有的居民享受最基本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

　　办法在于：

　　第一，放松户口，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让民工朋友在城镇有前景。

　　201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表示，英国、法国、美国城镇化水平由25％提高到70％，大概花了80年、90年甚至120年的时间。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是17％，30多年后提高到了现在的52.6％，但这只是一个宽口径的统计。

　　我国有2.6亿的农民工，至少有2亿左右农民工“伪城镇化”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待遇，要是挤出这部分水分，按全户籍人口算，我国大概只有36％左右的城镇化水平，还是偏低的。

　　钟元这样的人，就被统计在城镇化的数据里面，其实，他是被城镇化了，既回不到乡村、也进不了城市，温州这些城市不会欢迎这样的低端劳动力。

　　能不能用买房门槛的办法，只要在当地缴纳满两年税收社保，就能在当地落户，起码把三四线城市户口全部放开。

　　第二，让所有的居民享受12年义务教育，把钱用在刀刃上，别用在留学生身上。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有过调查，第一代农民工朋友花钱最多的两个地方，一是造房子、二是让孩子接受教育，造房子的目标是为了第一代民工养老、让孩子能够娶上媳妇，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目标是改变家庭命运。但能够改变命运的孩子，少之又少。

　　接受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是改变全民素质的基本办法，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制造业的根本办法，德国的职业教育体制，难道我们学还学不会吗？

　　第三，城市不要想当然地拆除所有旧房、不要拆除民工子弟小学。

　　是，有些房子是很危险，有些小学教育资源达不到基本要求。可是，再差的学校，这些民工子弟起码还跟父母在一起，有房住，有学上，你把房子拆了，这是断了一个家庭的念想。

　　从人性角度，从社会发展角度，我们得容忍一个城市有几个烂疮疤似的旧区的存在。

　　如果中低端制造业全部撤离，请问，中国的民工就业怎么办？如果上亿新生代民工，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谁来承担社会被彻底撕裂的后果？从人性、从发展的现实出发，我们必须容忍一些所谓的低端。因为，我们本身并没有那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