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瞄错了靶子，政府的生育鼓励措施很容易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必须指出，生育率曲线和经济发达程度、妇女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陶短房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日本是老龄化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正因如此，战后初期曾推行过计划生育措施的日本，很早就转而通过政府手段鼓励生育。

　　自1972年起，日本开始实施儿童津贴制度，这一政策多年来几经修改、完善，补贴幅度越来越大，要求和限制不断降低。自2012年起，平均每个3岁以下儿童所在家庭可享受1.5万日元/月的差异补贴，每个3–15岁儿童则可享受1万日元/月的差异补贴。

　　目前，日本几乎所有幼儿园、保育院都为公立，且实行差额收费，低收入家庭负担很少。2017年连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当选年底即通过预算，给予幼托更多补贴并计划扩大大学费用减免，甚至喊出了“必须在2025年底前将生育率提高到1.8%”和“2060年保持人口总数在1亿以上”的口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16年，日本年新生儿总数仅97.7万，首次跌破100万大关。截至2018年4月1日，日本14岁以下儿童人口为1533万，同比减少17万，连续37年下跌。何以政府百般鼓励，生育率依旧低下？

　　首先，结婚率大幅下降。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津谷典子研究得出影响日本生育率的四大决定因素—已婚妇女比率、人工流产普及率、避孕措施普及率和哺乳期不孕率。战后以来，上述四大决定因素中，哺乳期不孕的影响大幅下降，而已婚妇女比率的影响大幅上升。近年，随着日本年轻人婚姻观念的改变，许多人出于追求个性生活或规避经济、家庭负担的想法不愿结婚。2017年，日本结婚总人数降至606863人，创二战后新低。

　　其次，职场结构的改变。过去，日本国内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广泛福利的综合商社制，年轻人不必担心结婚、生育问题。同时因为薪酬高、收入增长预期稳定，男性也习惯大包大揽，女性则放心回家当全职妈妈。自泡沫经济破裂后，综合商社体制走入死胡同，全国近四成工作变为收入、福利既低且不稳定的派遣工，让原先保证高生育率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政府的一些鼓励生育措施也存在着力点偏差或实施前提不受欢迎的问题。如许多人口学家指出，安倍内阁将大量资源、精力用于贴补分娩、孕检等直接生育费用，而实际上，日本家庭尤其是年轻人更担心的，是孩子从出生至成年这十多年间所需的高昂费用，区区几十万日元的直接生育费用与之相比，不过九牛一毛。更有人辛辣指出，每人每月1万–1.5万日元的儿童津贴，“只够在东京吃最多五个鳗鱼饭便当”。

　　去年底，安倍内阁又提出，为确保“生育率1.8%”和“人口保1亿”两大目标，将讨论减少甚至全免幼托费用，但当有人追问“如今预算紧张，钱从哪里来”时，政府回答“会相应增加消费税”，舆论登时大哗—这不仅因为增加消费税原本就是安倍内阁最不受欢迎的政策之一，更因为许多人觉得，这样做不啻于让全体国民为“多子多福”者埋单，非常不公平。

　　由此可见，如果瞄错了靶子，政府的生育鼓励措施很容易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必须指出，生育率曲线和经济发达程度、妇女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如果政府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不优先考虑切实保护妇女职场、社会的平等权利，减少子女培养全周期的综合负担，即便初衷再如何光明正大，效果恐怕也未必能尽如人意。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