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中国企业 中国市场为什么感觉总差钱?
原题目:董登新:流动性泛滥与通货紧缩幻觉
流动性泛滥与通货紧缩之幻觉
——货币调总量,财政调结构
2018年5月底,我国广义货币(M2)存量高达174.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两倍多;而同期美国M2占GDP的比重却不足80%。为什么中国股市总是感觉差钱?
2018年5月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余额高达249.6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倍;同期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占GDP比重却不足80%。为什么中国企业总是感觉差钱?
截止2017年底,美国3亿人口的私人养老金总储备(不含社保)高达28.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50%以上,而美国私人养老金的一半则是用来购买公募基金的,正是私人养老金与公募基金,共同支撑了美国股市的可持续扩张及长周期“慢牛”。
截止2017年底,我国13亿人口的私人养老金总储备(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仅为1.3万亿元,第三支柱养老金刚刚起步。因此,私人养老金储备是中国家庭理财的短板和弱项。
虽然中美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两国货币存量及银行贷款规模的相对比较。美国创造一美元GDP只需要不足1美元的货币流通量,而中国创造一元GDP则需要2元货币流通量;同样,美国创造一美元GDP只需要不足1美元的银行贷款支持,而中国创造一元GDP则需要3元银行贷款支持。
中美两国M2增速与GDP增速之相对比较
直观结论: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过度投放,中国贷款规模是否存在过度膨胀。中国企业及中国市场为什么总感觉差钱?甚至有人说,这是通货紧缩的结果。那么,你认为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很显然,中国货币与银行贷款同时存在过度投放的嫌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三个,而且都是被动的: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政策。以出口创汇为目的外贸政策,驱动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张,它既使中国走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短缺的尴尬格局,而且还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鼎盛时期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9万亿美元,但与此同时,我们释放出了等量的庞大外汇占款——这是人民币巨量投放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第二,自1998年开启的全国性房地产大开发,一方面结束了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福利分房历史,它让全体国民拥有货币化买房的平等权利,并让全国城镇面貌及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它也让全体国民亲身感受到了房地产升值的巨大财富效应,于是,炒房囤房变成了家庭理财的一种时尚及投机首选。当国民将囤房作为财富保值增值工具时,大量银行房贷及住房公积金贷款投向房地产市场,许多城镇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即便拥有了两套以上的房子,但他们却仍想继续贷款买房,结果导致“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的”,这与中央“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是明显相悖的。房地产大开发及老百姓囤房,这既是银行贷款巨量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巨量货币集中沉淀的地方。究竟是房地产吸纳了庞大的市场流动性,抑或是房地产倒逼货币过度投放?
第三,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以央企或国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完全曝露出来,化解过剩产能及落后产能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重化工业是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支柱及GDP的贡献者,同时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要源头。我们并非不需要重化工业,而是要实现重化工业的转型升级,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仍会长期存在大量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低端产能、无效产能,它会继续占压并沉淀巨量银行贷款,这也是银行贷款巨量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表明:虽然人民币存在过度投放,但并未形成流动性泛滥的格局,是因为巨量的流动性被老百姓囤积固化在不动产上,或是被重化工业沉淀在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上,这不仅直接导致人民币周转速度大打折扣,而且还让人们感觉钱多无处花(无处保值)与流动性短缺、通货紧缩的幻觉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实则是金融与实体脱节,以及杠杆背后的脱实向虚。
中国M2增速从15%以上滑落至8%
为什么欧美地区的老百姓不炒房、不囤房?因为他们的钱有更好的投资去向:长期养老金储备,或长期持有公募基金。中国人为什么炒房、囤房?因为国民缺乏养老金储备意识,而且又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替代,他们对财富保值缺乏安全感,普遍存在“理财焦虑症”,结果是炒无可炒,无所不炒,除了炒股、炒房,就是炒资金、玩资本、玩杠杆,脱实向虚。
我国货币存量(M2)高达174万亿元,世界首屈一指,它相当于我国GDP的两倍多!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货币供给量,竟有人判断为通货紧缩,不知依据何在?货币超发或大水漫灌的结果,一定是流动性泛滥,投机成灾,杠杆冲动与风险积累同步推进,最后一定是货币购买力的大幅贬值。房价便是货币投放的倒影。钱越不值钱,则房子越值钱。
因此,在GDP经历了长达30年的年均10%的增长后,中国有必要适度控制货币投放,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继续“大水漫灌”,则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可能落空,而实体经济则会再陷脱实向虚的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总量,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在适度控制货币投放总量的前提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有赖财政政策引导。因此,紧货币、松财政,应是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给企业减税降费,另一方面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将社会资本导入产业政策支持的大方向,大力推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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