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单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确实有奇迹。但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基于中国模式。只要把都留重人教授的那本《日本奇迹的终结》一书中的日本替换成中国，这几十年的奇迹和奇迹后的运行情况就基本解释清楚了。也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让官方错将日、韩、台经验当成了特色，错将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当成了中国模式了。

　　一、中国奇迹

　　诚如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从“五百年的大历史”反思所得的结论，自明朝以降，中国一直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这一年，中国的GDP为179.56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重仅为4.5％。但经历了数代人长达65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这在许多方面都可得到证实。

　　经济总量方面。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9日发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08亿元，按汇率折算跃过10万亿美元大关，占全球比例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二位。而早于1990年，同样按照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不过1.6％而已，在世界排位居第11位。如按购买力平价国际美元现价计算，199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为4％。到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上升到了15.9％。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28.6倍，这意味着在超过30年时间的跨度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7％。

　　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方面。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近3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得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增长引擎。同样，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1990年-2000年期间，中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9％，同期美国的GDP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3％；2000年-2013年，中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2％，同期美国的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5％。而按购买力平价现价国际美元计算，1990-2000年期间，中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9％，同期美国的GDP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2000年-2013年，中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0％，同期美国的GDP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0％。

　　此外，中国还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仅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201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22.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5.85％。2013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达到20.8％，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共有100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比2008年增加65家，其中制造业企业56家（不含港澳台），连续2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数仅次于美国（130多家）的第二大国。其中，钢产量8亿吨，超过其他十大产钢国的总和，达世界总量的50％。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过此荣耀。

　　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方面。近30年来，中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最大引擎。1990年-2000年期间，中国货物服务贸易总量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6.0％，同期美国的货物服务贸易总量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19.2％；2000年-2012年，中国货物服务贸易总量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12.8％，同期美国的货物服务贸易总量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8.10％。

　　外汇储备方面。伴随着我国商品竞争力增强，出口大于进口，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就越积越多。直到2014年6月，以3.99万亿美元见顶。其后虽然一直下降，但2016年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报表显示，2015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33万亿美元，创三年最低水平，仍为世界各国中最多，占了世界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一。在这些外汇储备中，近3万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债总额高达1.25万亿美元之多，分摊到每个中国公民头上，相当于每人持有960美元的美债。

　　确如有论者所论的是，统计数据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在“10％”左右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二、中国经济没有谜！

　　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情备忘录》节目组为代表的一些人，由此得出中国经济乃是迷，现有之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表现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是经济命题中的悖论。经济学者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资源贫乏、技术创新几近空白以及产权不完全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他们进而认为，经济学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当现实经济发生变化时，经济学的理论也要随之改变。在西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中，却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再由此，他们进而得出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全然是因中国模式所创造。由此而进一步衍生的结果是，这几年来，国人沾沾自喜的模式自信。

　　说实在的，单从经济增长而言，确如前述的，中国经济确实有过奇迹。但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如《国情备忘录》节目组所认为的，是那么的不可解释，更不是如官方所宣称的，是基于中国模式。

　　事实上，只要对日本和东亚经济发展有所了解的人就端乎不敢如此得出上述结论。

　　正如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所指出的：其实高速增长30-40年的例子，并不仅仅中国这一次。是的，太平洋西岸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那个樱花岛国也有过类似的奇迹。

　　就日本经济奇迹的成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都留重人教授曾为《大西洋国际学会》写过一篇题为《日本奇迹的终结》的特约论文，该论文于1977年2月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同年，日本《经济学人》杂志（5月3日、10日合刊号）全文转载了该文的日译文，并由《每目新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在这篇论文里，都留重人教授将日本经济的奇迹主要归结为如下几个因素：

　　1、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按照定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可以用劳动力（或总劳动时间）的变化率（x）和劳动生产率（或单位时间的产值）的变化率你（y）之和来表示。如果将问题的焦点放到G=x+y的关系上，那么首先可指出的一点是，日本在战败后的初期，曾经获得过非常充足的劳动力。在战败最初的几年，在有收入的职业上就业的劳动力合计起来就高达3000万多一点。但同期日本的劳动力供应却突然增加了1000多万人，具体有：

　　1、因解除战争动员而送役离职的，710万人；

　　2、主要从亚洲各地回国的殖民者，260万人；

　　3、原军工部门解雇的工人，160万人。

　　上述劳动力的大部分都是掌握有某种技术的健康人。他们因为在回到日本的正常和平生活之后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其中很多人便回到农村老家，而形成庞大的变相失业大军的主体。这就是其后几年中间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后备军。而且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还减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从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期间得以实现了低工资率，这种种低工资率比起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应支付的工资要低得多。

　　这种低工资率的状况使得劳动力供给出线出现了反常的变化，特别是促使妇女及老年人参加工作的比率提高。例如，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劳动力增加率维持了年率3.5％的水平，这是非常高的数字。增长率等式中的x系数（劳劳动力或者总劳动时间的变化率）由于人们大量涌向劳动力市场，因而在不特别提高工资率的情况下也保持了高水平。

　　而在提高y系数（劳动生产率变化率）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赶”的过程。二战期间，在美国的带动之下开展了“科学产业革命”，它和加紧战争相绪合，把电子、航空技术、动化方面的发明创造以及新出现的合成物质、原子能的利用等结合起来了。这样，战后日本便在将最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方面被美国那样的国家远远地抛在后边。但是，日本却通过过引进已经开发的技术发明和科技情报，迅速地赶上了其他发达国家。

　　2、高企的储蓄率。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产业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了。因而，很显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没有高储蓄率就不可能有高投资率就不可能有高增长率。这就涉及到增长的另一个公式：即增长率为储蓄率与资本系数之比（G=α/β）。而当时的日本，储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高达36％以上，到1970年更是接近40％。

　　日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储蓄率，主要原因有：

　　1、每年6月和12月，日本会发放相当于三个月或3个月以上工资的“奖金”。这种传统的习惯，必然使支出落后于收入，进而提高储蓄的倾向；

　　2、在日本仍然存在按工龄计薪的这狆固定的工资制度，而工龄长的人比起那些尚有子女上学或准备婚的人们来说，其实际的消费需要更小，这样便增强了工龄长的人的储蓄倾向；

　　3、在日本的家庭部门之中包含有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私人企业，他们不单是以家庭的身份、而且还同时以企业的身份进行情蓄；

　　4、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不完备，出于对将来的担心，必然使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为高。

　　除了劳动力和储蓄两大生产要素之外，都留教授还认为，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居功不少，譬如：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下所形成的低汇率政策、有利于出口的双重价格机制、对出口的奖励补助、以及通过行政指导等政策给予企业大量的扶持。除此之外，日本政策还在基础设施上大力投资，为企业修路、通水。政府还给予企业水电补助金，同时还对企业予以特别减免税。与此同时，还辅以低利率，以此来减轻企业的资金成本。总之，目的就旨在于减轻企业的负担。

　　事实上，将都留教授书中的日本，替换成中国，这几十年的奇迹和奇迹后的运行情况，也就基本可解释清楚了。从这可见，促使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那些因素乃至具体政策，与日本是何其的相似啊，甚而可以是是一模一样。以至于我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于2010年出版后，有读者评价说我喜欢大段大段的复制，其实不是，事实是中国在复制日本。甚至连低人权优势，与我们今天所在面临的环境危机，都复制自日本。

　　以上论述均见于本楼主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第二章：破译中国奇迹之第二、三节

　　综上可见，中国经济的奇迹，严谨的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国情备忘录》节目组所认为，是那么的不可解释，也并非他们形容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已经颠覆一般经济学定律。事实上，正如所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基于劳动力和储蓄率这些传统因素（关于这点可参见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

　　当然，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除了日本经验以外，还有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台湾和朴正熙治下的韩国经验。事实上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台湾和朴正熙治下的韩国经验，绝对不是个案、绝对不是特例。与蒋介石治下中国台湾和朴正熙治下的韩国一样，法西斯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皇权统治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而始至二战战败为止的日本、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乃至于李光耀父子治下的新加坡……哪怕按照最不严谨的民主定义来判断，上述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划归为民主国家的范畴。但我们又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国家无不于经济上实现了高速且可持续的增长。

　　也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是遵从了某种规律的产物。那么，这种现象遵从了何种规律呢？我们只要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开始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经济的高速增长。

　　也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让官方错将日、韩、台经验当成了特色，错将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当成了中国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