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望经济增长的回归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诚然，1％的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总是好过停滞，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并不能解决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核心挑战。

　　产出的增加通常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产量的增长，也就是生产力的增长。在过去的300年间，全球各国的产出平均每年增加1.6％，其中0.8％归功于人口的增长，0.8％归功于人均产量的增加。

　　这个数字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如果考虑到这是一种持久的增长，应该说速度已经很快。实际上，这相当于全球人口在这300年间翻了10倍以上，从1700年左右的6亿人口增加到现在的70亿。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未来已不可能持续下去。在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已经出现了人口下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在21世纪应该会维持在稳定的水平。

　　从人均产出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过去300年来年均0.8％的增长速度完全可以持续。我不认为产出会持续递减。技术创新还会继续下去，从而带来非物质和无污染的无限增长，当然条件是发明出干净的能源，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实现。不管怎样，重点在于即使增长持续，也不大可能超过年均1％~1.5％的速度。

　　欧洲在“二战”后“辉煌三十年”时期创造的4％或5％的增长率，还有中国现在更高的增长率，实际上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赶超，完全属于转型期的现象。一旦跨越全球的技术边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将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年均1％~1.5％以上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各国经济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显著低于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就是指资产每年带来的收益占原始资本价值的百分比，包括租金、红利、利息、利润、增值等各种形式的收入）。资本收益率一般为每年4％~5％（例如，价值10万欧元的公寓每年出租的价格为4000欧元，则收益率为4％），如果是股票和其他收益更高、配置更好的资产，甚至可以达到7％~8％。

　　可是这种资本收益（r）和产出增长（g）之间的差异（表示为r>g）赋予了过去积累的资产过高的重要性，结果必然会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苗头，美国当然表现得最明显，但欧洲和日本也同样存在这一现象，这些国家的增长下降（尤其是人口增长下降）导致财产相对于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增长。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点，并没有任何自然规律说明资本收益应当取决于经济增长率。道理非常简单，在人类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几乎为零，而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正增长的水平，传统的农耕社会地租收入往往还可以达到4％~5％。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相反，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资本市场越是趋于完全竞争，资本收益和产出增长之间的差异（r>g）就越大。但这也将导致极端的不平等现象，而且与当代民主社会所倡导的任人唯贤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有很多，从完善的国际合作（比如交换银行信息、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等），到全面的国内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公债水平，但同样会对低资产人群造成冲击，因此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中国对资本采取管制，俄罗斯实行寡头权力，美国依赖长期的人口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欧洲的机会就在于它的社会模式和远高于债务的资产财富。只要能对已经严重失灵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造，欧洲就有办法解决跨越增长的难题，让民主制度重新降服资本主义。

　　本文摘编自《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 [法]托马斯•皮凯蒂 著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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