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谈判团在北京只呆了两天就匆匆离开，正如事先所预期的，美国一定会狮子大开口。既然谈判存在较大分歧，若发生贸易战，则一定会受损，如果妥协，同样会受损。因此，必须调整内外政策，以减少因外部环境变差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外部环境变得更加负面，可供选择的路径会越来越少，但反过来也有利于选准道路。

　　贸易纷争有助于认清自己——

　　中国经济靠低端崛起

　　记得中美贸易纷争刚起之时，不少人还盲目乐观，说原来中国才是工业国，美国只是农业国，因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是电子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大豆。

　　随着人们对中美贸易纷争讨论的深入，大家的信息对称度不断提高，中美贸易讨论变成一场全民学习交流的难得机会。例如，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后，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国内全球级的超大企业由于未掌握核心技术而不堪一击。

　　于是，自4月中旬至今，全国上下又在经历一场关于芯片的科普教育。人们发现除了芯片材料、芯片加工等核心科技落后外，还有很多核心科技如高精度机床、超大型航空发动机、精密减速器、炭纤维技术等都被海外企业所垄断。就连所有中国居民的身份证，都用的是日本富士施乐的进口设备印刷制作的。

　　事实其实很清楚了，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端崛起，即人口红利、引进外资、出口加工和房地产等来推动，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与二战之后崛起的日本、德国和韩国的路径有所不同，这三个国家的崛起都是靠高端制造业，或者实现了从低端跨入高端的成功转型。

　　如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是全球出口的绝对老大。到了1973年，德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11.6％，接近美国的全球份额，到1990年则达到12.2％，超过美国成为出口第一大国。日本出口占全球份额则在1986年达到9.9％，之后便快速回落。

　　如果仅看上图，会发现80年代之后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大幅上升，气势如虹。2015年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达到13.8％的峰值。尽管之后两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居全球之首。2017年美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为8.7％，德国为8.2％，日本只有3.9％，而中国达到12.8％。

　　不过，中国实物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过去都要占到半壁江山，如今仍占46％。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和德国，加工贸易比重应该很低。如果把加工贸易额去除的话，2017年中国一般贸易占全球出口贸易的比重只有6.9％。

　　这意味着，如果单纯以一般贸易出口额作比较，则美国和德国的出口额都要超过中国。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的国家，自身制造的商品出口额不及美国和德国，而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只有12％，中国则要超过40％。

　　因此，中国经济主要靠低端崛起，但即便在低端行业，也未能做强做大。例如，中国历史上是全球出口茶叶最多的国家，如今，中国茶叶产量依然是全球第一，占全球茶叶产量的45％，但如今茶叶出口第一大国却是肯尼亚。中国出口主要是绿茶，由于缺乏品牌溢价能力，茶叶出口均价却连年下跌。

　　而且，中国迄今没有出现一家具有国际知名的制茶企业。全球十大茶叶高端品牌中，印度和斯里兰卡各有一家，中国却没有一家上榜。不仅制茶行业如此，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农林牧渔产业上几乎都没有全球性的知名企业。

　　我国虽然已经是包括纺织品、玩具、摩托车、彩电等上百种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第一的国家，但面临的问题却是共同的——既缺乏核心技术，又未能形成强大的品牌。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有人把全球科技实力分为五个级别，中国仅仅处在第四级：

　　第一级属于核心级，毫无疑问是美国；第二级属于发达级，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第三级属于登堂入室级，包括芬兰、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韩国和捷克等中等发达国家。第四级为新兴级，包括中国、印度，、西哥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最近《人民日报》再度发文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暗示大家切不可狂妄自大，不惜一切代价去打贸易战。通过这次中美贸易纷争的全民讨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清当前中国在全球所处的科技和经济地位。

　　扩大内需——

　　必然之路该如何走

　　尽管2017年中国出口增速已从负转正，但仍未扭转出口全球份额下降的趋势。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案例看，12％的全球份额似乎很难长期维持。因此，今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很难超越全球总增速。但全球出口增速又是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变为常态。

　　既然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要减速，那么，今后更要走扩大内需之路。在4月下旬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时隔三年重提扩大内需，引发市场对于下一步政策取向的关注。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债务率过高，制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1比10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

　　因此，我理解的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

　　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自2008年之后就开始下行。从过去五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平均水平看，仍然超过40％。从全球范围看，资本形成贡献率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7.3％，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这就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

　　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呢？我觉得这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前者使得IT、金融服务等高大上行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应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从2018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已经回升至8.46％，与中位数比较接近，如果增长能够持续，就意味着消费增速也有望回升。

　　但是，居民收入的增幅又与GDP增速相关，未来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所以，不能期望居民收入增速有较大上升。因此，要扩大内需，最能立竿见影的工具就是减税了。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为8.7％，规模达到12.6万亿，其中营改增的退税额达到9186亿。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超过17％，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尽管一季度税收超高增长有去年年末的缓征因素，但今年税收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概率仍很大。这说明，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空间，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

　　此外，减税应该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例如，2017年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说明征税质量不高，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美国个税要占税收总额近50％，我国则不到10％。

　　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征税，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提出个税改革要从分类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推进，这一口号已经喊了15年，但迄今未见动静。如果能够把严厉打击偷漏税、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将继续推进，机构精简、财税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如减少行政性财政支出、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等举措，都能提高内需。2016年以来，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减少供给；今后，应该更多从扩大有效需求出发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更加开放——

　　只有融入全球经济中才能强大

　　经济社会从封闭到开放，才是中国过去40年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越是开放的行业，该行业的企业的在全球的竞争力就越强，越是受保护的行业，该行业重点扶持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弱。如家电行业，中国充分开放，龙头企业竞争力就大幅提升；汽车行业，正在走向开放，但开放度不是很充分，故国有车企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不够强。

　　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与实体经济相比，开放度要低得多，尽管从市值看，不少金融企业在全球都是巨无霸，但国际业务收入的占比极低，故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大量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或其他金融市场，潜在的金融风险也已经成为当前国内经济的最大风险。

　　尽管中国的金融体量已经非常之大，但国际化程度却非常低。如货币的持续超发，使得中国的货币规模全球第一，中国的M2余额比日美的M2之和还要多，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只有1.23％，美元则达到62.7％。

　　同样，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总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但时至今日，才有部分股票被纳入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中，且权重只占该指数的0.73％，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资本市场规模严重不匹配。这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市场过度保护问题。

　　好在中国近日已经宣布了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多项举措，同时也提及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这对于改善金融业的竞争环境是有利的。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必须通过开放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如今，中国不仅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还出现了资本过剩。因为资本过剩，所以大量的钱在金融领域内空转，大量的钱流向房地产，流向PE、VC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输出商品，还需要输出资本。

　　对美国而言，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民粹主义势力扩大，这也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提出限制移民和保护贸易，他要让美国再工业化。这就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出现了冲突。

　　如何来应对冲突呢？如果以贸易战升级的方式来扩大冲突范围，那么，中国受损面将更大，毕竟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而且，不排除欧盟、日本等迫于美国压力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对立。

　　因此，我认为我国将采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冲突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将实行降低关税、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进口等举措，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以开放来应对封闭，以全球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以国际主义来应对民粹主义。除此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更佳的路径可以选择。

　　当前中国不仅要应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且还要为实现2035年还2050年的两大目标而奋斗。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背景下，任务可谓非常艰巨，选择机会也越来越小。因此，必须走更加对的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