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世界型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和表现形式

摘要
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全世界都需要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

  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不是一届政府、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当今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出在财税上,如果没有财税改革,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政策或是期待其他产业热点的出现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确切的说是“政府债务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政府债务危机的表现形式而已。

  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全世界都需要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

  新财税经济学就是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的。

  上篇 世界型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表现形式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最初的根源在于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两场战争欠下巨债不得不府削减政府保障房支出,而削减保障房支出的策略则是由政府企业(两房)提供担保,最终由华尔街的投行将银行发放给穷人的贷款证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最终酿成次债危机,后又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但最初的源头是政府欠债甩包袱,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结果,因此本次经济危机虽然表现为民间债务危机,但从本质上仍然是的政府债务危机,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结果。

  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各国政府债务高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250%,美国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欧盟28国债务占GDP的笔者也在100%左右,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将超过60%的警戒线,全世界都无法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关键是各国债务危机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还在狂奔式增长。

  本次经济危机已经接近十年,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没有对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确诊”,如果不能“确诊”,就谈不上正确治疗,更何况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忌疾讳医,对本国存在的政府债务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还在用减税的方法增加政府债务。所以,笔者认为人类要走出这次经济危机,就必须先正确认识政府债务危机开始。

  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是人类经济危机的第三阶段

  根据笔者的分析,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目前大家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与以前的危机完全不同,是全新的经济危机形态。

  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周期,新技术的早期暴利会导致过多的企业涌入这一领域,最终会出现产能过剩,从而爆发经济危机。大部分国家如英国、美国等都发生过由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人类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危机也大部分都是生产过剩型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是生产过剩导致的。

  人类为何会发生生产过剩型危机,还是因为早期工业化时代,新技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过大造成的,到了后工业时代 ,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已经不高,因为新兴行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很小,整个经济更大的比重是被传统产业所占据,某一新兴行业的产能过剩或大量企业破产并不会导致到整体经济的大幅波动,比如美国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中国也经历过太阳能泡沫的破裂,都没有对整体经济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这些新兴行业在整体经济中占比不高。

  除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也是现代经济危机中最常见的形式,所谓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就是指因金融泡沫破裂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危机的历史比经济危机还早,在殖民时代就出现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金融泡沫,比如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等,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股票市场的扩大,金融泡沫危机变得更加频繁,而且与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一起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

  但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爆发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已经不高,金融泡沫破裂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因为在后工业时代,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金融泡沫影响的还主要是实体经济,而服务业总体上受金融业影响不大,由于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的高,所以金融泡沫的破裂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不会大。

  本次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因为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并没有明显的生产过剩,也没有大量的实体企业破产,本次经济危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泡沫危机,因此并没有出现股市大幅暴跌,而且如果是传统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或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话,那么制造业的恢复和股市的上涨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结束,然而本次经济危机之后,制造业早已经恢复,股市也已经大幅上涨,经济却毫无起色,因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核心本质是政府债务危机,传统观察指标解释不了本次经济危机。

  根据笔者的总结,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而21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是比较年轻的经济危机,以前发生过,但主要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主要是外债型经济危机,而本次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当前人类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还缺乏认识,学者也鲜有这方面的研究,面对政府债务,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还是”讳疾忌医“,采取的也大多是“鸵鸟”政策,比如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的债务没有一个降低,反而都大幅提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彻底解决,公众对政府债务和税收的认识也更多是受民粹思想所左右,大多没有科学正确的认识,也导致政府没有压力去解决政府债务问题。

  当前各国政府大多用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维持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债务越来越大,而笔者认为人类要真正走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必须先正视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应该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税收不足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根源,债务是”表“,税收才是”里“,债务只是”症“,税收才是”病“,这也是笔者一直将财税问题一起研究,并提出“新财税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三、当前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

  根据笔者的研究,笔者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总结为几个特点:

  1、债务型危机并非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指由周期性经济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我们以前经常遇到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和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都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即使这些危机不做任何处理,市场都可以自动解决,就像流感只发生在冬天一样,到了夏天自然就会消失。

  比如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等到新一轮技术创新来临时,经济就会走出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只要有一轮新的炒作题材出现并吸引新的投资者入场,经济就会自然走出危机,但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是没有周期的,也不是由常见的周期性经济因素导致的,我们以前遇到的经济危机都是七八年爆发一次,经济萧条两三年就可以顺利走出危机,本次危机危机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可像期待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样期望市场自动走出危机,我们的政府在解决危机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2、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并非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我们以前见到的经济危机大部分是市场型经济危机,很少见到政府型经济危机,市场型危机的根源在市场,而政府型危机的根源在政府,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是政府的财税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进步才出现的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必须通过政府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如果不谈财税改革,而只是希望通过其他市场化改革来激活市场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来走出危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么做,也是方法错配。政府得病,必须是政府吃药,而不是让市场吃药。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要想走出,就必须改革政府,确切的说是改革政府的财税体制,源于政府的经济危机比源于市场的经济危机要难解决的多,必须有雄才伟略的大改革家才可以带领人们走出危机,因此面对本轮世界性债务危机,世界也呼唤像美国大萧条时罗斯福总统那样的大改革家的出现。

  3、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且具备慢性病的常见特征,比较难治愈,也不会随时时间的推移自动变轻,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生产过剩危机随着过剩产能的出清,经济就会走出通缩,企业利润也会恢复,市场就会走出危机,金融泡沫危机也会随着金融市场恐慌情绪的消失,冷清的交易也会日益变的活跃,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不同,如果没有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型不会自动减轻,而是会持续加重,笔者曾将政府债务比喻为像桌子上的灰尘,如果不打扫,只会越积越多,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债务都处于越积越多的状态。

  目前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十年左右,世界各国的债务没有一个在减轻,而是一直在加重,如果没有债务的改善,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会将会变成长萧条,深萧条,而且这种萧条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爆发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国家,经济往往会呈现出“L”型的走势,而且“L”型的下划线会拉的很长。

  四 、人类必然爆发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四大根本原因

  世界主要国家都同时面临政府债务危机,这背后原因基本都是相同的,都是政府财政扩张的结果,而政府财政扩张又是不得不为之,这背后并非个别政治人物的过失造成的,而是经济规律使然,根据笔者总结,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这四条规律。

  1、经济分工的扩大必然导致政府分工的扩大,从而导致了政府支出的增长,

  市场经济是以分工与交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工的扩大,而市场分工的扩大也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分工与之对应,比如城市化导致政府公共交通职能的出现,信息化了导致政府保护信息安全职能的出现,工业化导致政府工业管理职能的出现,总之随着经济分工的扩大,政府部门体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2、私人产品的丰富也会对政府公共产品提出更多需求。

  我们每天生活所赖以生存的产品主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类,很多私人产品 的使用是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配套才可以的,私人产品的丰富也会对公共产品提出更多的需求,比如汽车是私人产品,道路是公共产品,汽车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对公共道路需求的增加,现代人对公共产品的依赖要远远超过对私人产品的依赖,现代人在公共空间的生活时间要超过在私人空间的生活时间,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人类对公共产品依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财政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私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对公共产品的品质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城市绿化率等。

  3、社会越发达,社会风险越多,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保护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类时刻面临各种风险,比如人身安全、资金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交通安全、失业等各种风险,而且社会发达程度越高,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越多,如果没有政府的存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人们时刻都会被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所吞噬,在风险社会只有政府才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这也需要民众以财政税收的形式向政府提供一定的“保护费”,这也将导致了政府的扩大。

  3、社会越发展,贫富差距及不平等程度越深,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维护社会平等

  社会不断变的发达,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的同时,不同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有能力的个体越容易攫取到更多的社会财富,另外现代社会也是竞争型社会,人们时时刻刻会面临竞争失败的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有一定的平等性支出,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失业保障、社会救济等,这都是对社会自身日趋不平等化的一种弥补。

  由于以上四条规律的存在,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强,政府支出也会越来越大,但这种支出是必要的,没有削减的可能.

  五、税率刚性与政府“税收不足”理论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政的扩张是必然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但税收则是不容易变动的,因为政府的税率是固定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不变的,因此一边是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一边是固定不变的税收,两者之间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只能靠不断增加的赤字补足。

  但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当财政赤字增加到无法再增加时就需要启动财税改革,增加税收。但财税改革又涉及到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很难改革,所以“税收不足”就会任何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的常态。

  也就是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经济发展,就会存在“税收不足”的问题,因此一个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进行一次财税改革才能继续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财税改革补足财政收入,这个国家就会爆发政府债务危机,越是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财税缺口越大,越容易爆发债务危机,这也是政府债务危机特别容易在发展中国家爆发的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政府债务危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当我们弄明白了这背后的逻辑问题之后,就会发现,税收不足对一个国家来说将是时刻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要时刻准备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六、经济结构“双升级”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由来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作为一个经济现象一直存在,各种解释也很多,但新财税经济学则可以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根据上面的分析,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时候,必须不断的提高税收,笔者将之称为税收升级,

  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会存在产业升级,但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并非产业升级一方面的升级,而是会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并行升级,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个是财税结构的升级,也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双升级”的过程,其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应的是私人产品的供给,而财税结构的升级则对应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两个应该同步升级,但完全的同步只是理想状态,往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先,财税结构升级在后,但虽有先后,但缺一不可,而且如果没有财税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阻碍,因为产业结构和财税结构两个升级是相互联系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往往“功夫在诗外”,是需要很强的外部条件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如果想往更高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大学教育的普及,需要科技支出的加大,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这些都是的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然而这些都需要国家有很强大的财政投入才可以,都需要财税升级才行,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戛然而止,因此如果没有财税升级做配套,产业升级也不可能单兵突进。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就是因为只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进行财税结构的升级,最终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独善其身,导致经济陷入停滞。

  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他们目前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为主就行,这些国家只要找到比较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就可以实现快速致富,另一类则是亚洲四小虎、拉美等国家,这些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他们的产业基础已经挺好,比如泰国的汽车制造、巴西的飞机制造、印度的软件产业都非常发达,这些国家也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发展一段时间后财税没有升级,导致科技研究投入无法增加,高等教育无法普及,社会福利保障不能建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因此这些国家的产业不能再发展了,于是就调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第一类国家会非常有用,对第二类国家则作用不明显,因此第二类发展国家急需的是财税升级,然后国家才可以为产业继续升级创造条件。

  七、产业升级,就要“子虚补其母”

  中国的中医理论中有“子虚补其母”的理论,其实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也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产业往往都是社会这一母体孕育出来的,正如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的基础是足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发达的基础科研能力,完善的基础社会,充分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产业发展的母体,只要母体足够强大,才会孕育出发达的产业,相反如果母体不够强大,其产业发展也必然是孱弱的。

  因此我们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壮大其社会母体,产业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税收,充足的税收为产业的更好发展夯实基础,这才是良性互动的,也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当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停滞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扶持产业,更要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否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这些基础具备了,产业自然就会孕育的非常好,如果这些不具备,只能产业有限发展,比如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只能发展软件外包行业,泰国也引入了丰田汽车等产业,但其本土企业创新却很难发展不起来,国家发展最终受限。

  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颂扬的是企业家精神,新结构经济学阐明的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产业孕育的基础,总是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是效果有限的,总是颂扬企业家精神也是于事无补的。“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虚则补其母"这些中医理论是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

  八、华盛顿共识为何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

  新财税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是税收占GDP比例不断升高的过程,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化,必然出现财政缺口,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按这个路径演变的,中等收入国家调入陷阱之前,一般都会爆发一次政府债务危机,这几乎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当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介入,他们往往用“华盛顿共识”里的一些理念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最后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停滞,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华盛顿共识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时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蓝本提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当时很多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无奈成为了这一所谓共识的实验品,良好的发展前途被无情葬送。多年来尽管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这样的发展怪圈,但世界经济理论界却没有从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仍然享受殿堂般的崇拜,却从没有悔恨与歉意。

  根据笔者新财税经济学的观点,当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应该是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其产业发展的基础,从而解决危机,而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他们削减的这些正是这些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发展的必要的基础,一但这些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因此用华盛顿共识来解决政府债务危机必然让这些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在拉美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典型案例,阿根廷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5万公里,缩减到了一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是必然的。

  客观说,西方国家也不具备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的理论素养,另外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方都是欧美大型银行机构,因此他们优先保障的是这些机构的利益,而非更多考虑这些国家的前途。

  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比喻为组成一个木桶的两块木板的话,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方案不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补财税升级这块短板,而是用他们的小政府理念去截这块短板,结果就是本来已经很短的短板被截的更短,经济不但不能恢复发展,反而走向了倒退。

  九、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喜欢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模型解释社会问题,用这一分析模型解释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也非常适用,因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本质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结果,是生产力高速发展后,生产关系没有进行相应调整的结果,我们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说的财税升级就代表这生产关系的调整,随着产业升级——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民众对社会管理的需求、对公众产品的需求,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对社会安全的需求都会不断增加,这是根本性规律,这些都需要生产关系做相应的改变,也就是需要民众将一部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进行支配,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支配比重,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的面临政府债务问题,他们实行的财政税收制度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普遍不能适应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都必须改革。

  因此这是具有共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也都需要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理论。

  人类不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一次像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同样力度的全面的财税改革。

  十、朱镕基改革:中国一次难得的财税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产业升级,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就是一次典型的财税升级。

  19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k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数据显示,从1979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为28.4%,到1993年已经下降到12.6%,而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1980年代中期“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的“预算调节基金”,都是为了维持中央财政正常运转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宏观政策意图的贯彻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朱镕基副总理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 中国拉开了序幕。

  分税制并不是从结构上改革税收,但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地方政府靠土地出让也可以维持收入,客观上也实行了财税升级,保障了后面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十一、当前中国财税升级的一些措施

  财税升级往往是财政危机倒逼形成的,当前中国政府债务也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刻,中国也悄悄着进行着一些财税升级,这些措施虽然不直接指向增税,但都客观上都是在想方设法增税。

  第一是,实行金税工程,让企业逃税更难,金税工程实际上就是利用覆盖全国税务机关的计算机网络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增值税纳税状况进行严密监控的一个体系,杜绝偷、逃、骗税行为,在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起到明显有效的作用。

  第二是,鼓励企业上市,上市公司财务是比较规范的,目前中国中大型企业都已经进入主板市场,大部分上规模的中小企业也都进入了新三板市场,企业金融资本市场在增强了这些企业融资能力的同时,其实客观上也增加了这些企业的财务规范性,客观上企业交税更多了。

  第三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因为增值税需要层层抵扣,这就将很多不需要纳税的群体也开始纳税,虽然从税率上看,税收负担没有加重,但客观上却增加了部分群体的税收。

  这些虽然也属于财税升级,但与我的主张还有所不同,财税升级应该是税收结构的升级,而不应该是更严格的征管,更复杂的计算。

关键词阅读:新财税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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