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大师兄:历史进程中的金融开放

摘要
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对投资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觉得它深奥、难懂。实际上,投资中的大部分原理,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无论你多大年龄,什么学历,都能掌握其中的要义。

  2015年1月22日,兴风作浪了一辈子的著名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宣布终极退休。

  23年前,他因狙击英镑大赚20亿美元而名满天下,被西方国家誉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

  在中国,人们真正熟知这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是在1997年。那一年,索罗斯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惊动了整个世界。

  

  20世纪60年起,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亚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风险,最大也最显著的就是庞大的房地产泡沫。

  这让精明的索罗斯嗅到了赚钱的机会。他选择的第一个袭击目标,是经济相对薄弱且有明显缺陷的泰国。

  泰国在1997年初,宣布开放金融市场并放松资本管制,从而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意味着,外国人对泰国的投资不再受种种制度上的约束。

  按理说,既然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泰国(泰铢市场),那么泰铢的汇率(价格)就要受供需关系的影响,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泰铢却是保持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只要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的“价格管制”行为,就一定有巨大的套利空间。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索罗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后,于1997年7月2日正式向泰铢开炮。随着索罗斯的大肆抛售,泰铢汇率迅速下跌,恐慌的泰国老百姓们也纷纷加入了抛售泰铢的队伍,这进一步加剧了泰铢的下跌。

  泰国当局很快采取了“护盘”行动——他们试图通过不断买入泰铢的方式维持汇率稳定。无奈整个泰国的外汇储备中只有可怜的100亿美金,面对索罗斯500亿美金的子弹以及汹涌而来的卖盘,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由此可见外汇储备对于稳定汇率的重要性)。

  最后,泰国政府扛不住了,只好被迫宣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当天,泰铢应声贬值了20%。在随后的几天时间,泰铢还在不断下跌,累计跌幅超过50%

  

  通过在外汇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上联合做空的方式,索罗斯狠狠地赚了一笔。随后,他又如法炮制,接连成功袭击了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一场轰动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式爆发了。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次危机中,中国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万幸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市场比较封闭,并没有像其他亚洲国家陷入危机的状态。

  但是,泰国的惨痛教训却给让中国的决策层意识到:金融开放是一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宜晚不宜早,宜慢不宜快。

  金融开放,不仅仅是指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这么简单,还包括了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等多个方面。

  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让海外投资者也可以自由买卖国内的股票等有价证券,那么就必须要让跨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跨境资本的流动,必然就会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汇率的稳定性。

  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又叫不可能三角)所阐述的内容: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取二舍一。

  

  要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采取完全的浮动汇率政策。而对于一个出口依赖型国家,浮动的政策肯定是对中国肯定不利的。

  所以,对于是否完全实现金融开放的问题,中国决策层一直顾虑重重。

  在1998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像泰国、韩国等国家一样实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

  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汇率改革——将此前的盯住汇率制度改成了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次汇改直接推动了两年后(1996年)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提前实现,从而解决了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热情。(注:经常账户,是用来记录一国商品贸易及服务收支的账户。)

  这次改革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的正式起航。

  此后,很多人建议:按照国际惯例,赶紧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注:资本账户,是一国用来记录借贷、投资等国际资本流动的账户)

  

  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冷静了下来。

  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国政府能选择的只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以及资本管制”这个组合了。

  正因如此,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代时间内,除了一些对外合作的尝试以外,中国整体上的金融开放的脚步都比较慢。

  

  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金融开放问题就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变成了“怎么干”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在入世时曾经作出过一系列关于金融开放的承诺。包括,允许外国资本在一定比例内投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券商),取消外资机构在业务地域、牌照发放限制等等。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已经兑现了大部分的承诺。尤其是在2015年“8·11汇改”、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后,金融开放的进程开始加速。

  比如,有数据显示,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推出,外资已经成为A股的第三大机构投资者。截至2017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A股股票资产已达1.17万亿,较年初增长约5255亿元,占同期A股自由流通股市值的5.18%。未来,伴随A股加入MSCI,必将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股市。

  除了银行、保险、券商外,更多的金融领域正在向外资放开。就私募而言,目前已有包括富达、瑞银、施罗德等11家外资机构的全资子公司获得了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此外,成立亚投行,中国原油期货上市,通过 CDR引入海外独角兽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金融开放加速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外资在银行和券商领域的持股比例分别存在20%和49%的上限;外资券商和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等等。也就是说,我国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尚且不够。

  这也是西方国家经常质疑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金融开放,来自中国内部的动力也是显而易见的:40年的贸易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积累了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也坚定了国人改革开放的信心。随着我国金融领域顶层设计和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开放金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今天的博鳌亚洲论坛上,da大提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李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到:“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新上任的易行长,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提升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地积累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2018年,将是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元年

  最后

  关于金融开放,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究竟要如何开放?才能既可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又能避免98年金融危机的悲剧发生呢?

  易行长曾经给出过3个原则:

  第一条,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业,应当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

  第二条,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以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第三条,金融业的开放要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重。我们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概括来说就是,这一次的金融开放必须确保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的协同发展。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次金融开放的节奏应该怎样呢?

  这还用说,当然是“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啦。

  END

  投资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后的职业,也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必修课。

  因为,投资是一项关于“选择”和“决策”的技能。懂投资,不仅仅可以获得财务上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你在生活中更好地做选择。

  但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对投资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觉得它深奥、难懂。

  实际上,投资中的大部分原理,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无论你多大年龄,什么学历,都能掌握其中的要义。

关键词阅读:历史进程 金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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