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农一代的父辈，由他们守着；自己，则成为被悬空的一代。

　　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日前举办的题为“两会之后，人的城镇化新走向”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过去的农一代是离土出村，老了之后再回村，而现在农二代是就业在城市，孩子初中以下的教育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转移到老家当地的县城，由家庭一方成员陪读完成。他们在县城购房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孩子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事实是选择他们将来的归宿。因此，农二代整体未来的基本流向不是回到村里，而是回到老家当地的县城。

　　很显然，刘教授道出了当前农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道现实难题。因为，除了传统的通过上大学、当兵等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人之外，相当一部分农二代是以进城务工的方式离开了乡村、进入到城市。虽然他们仍然是城市的“二等居民”，仍然在子女上学、就业，包括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但是，长期的城市生活，已经很难让他们再回到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回到那个还散发着泥土味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农二代不会再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回到乡村，但是，他们却依然拥有农村居民所具有的土地、房屋，特别是土地，成为他们手中最为宝贵的资源。而这些土地，大多由农一代在使用和种植。更多的，则是通过租赁的方式，给尚留在乡村、且具有较强劳动能力者。或者，一些外地的种植大户，到农二代离村比较集中的地区去租赁土地进行粮食、蔬菜和瓜果的种植。

　　不仅如此，随着农二代纷纷进入城市生活，曾经为城市做出过重要贡献，或者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一代，却一个个地成为了失去劳动能力，甚至失去自理能力者，他们的老年生活怎么办？要知道，农二代进入城市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比较好的条件，能够购买比较大的住房。更多情况下，都只能满足基本居住和生活需要。更重要的，目前的农二代，很多也到了子女工作、结婚、生子的年龄，他们的所有经济收入，几乎都给了自己的下一代，而无力给农一代提供保障。这也意味着，农一代很有可能成为被“抛弃的一代”，至少是被“忽视的一代”。他们或许不需要象城市居民一样拥有较高的生活待遇，但没有社会保障的生活，可能会连最基本的生活也缺乏保证。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农一代失去了劳动能力甚至自理能力，农二代应当负责。话说得没错，关键在于农二代有没有这个能力。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农二代也是城乡经济转型、二元结构调整、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过程中最为尴尬的一代。从居住、生活等来看，他们经过努力都达到了目的，进城当了“城市居民”，也给孩子们提供了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但从生活条件和水平来看，没有因为进城而在原有的“农村标准”基础上提高多少。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能力，全部消耗在在城市购房和为下一代工作、结婚、生子等方面了。中国的老百姓，有几个不是可以为下一代掏空一切，而对上一辈则显得无能为力的。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空巢老人。

　　也正因为如此，当面对农一代逐步进入老年阶段，很多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现状，虽然可以通过道德手段、甚至法律手段让农二代们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很明显地，效果不会太好。这也意味着，如何在农一代回村、农二代留城、农三代够不到的情况下，解决农一代的晚年生活、医疗、养老问题，可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在很多农村，农一代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自己的老年生活怎么办，担心自己失去自理能力了，就会过得很惨。而这样的情绪，也在感染着那些并没有失去农二代照顾的人。

　　这也意味着，在大力消灭贫困、解决贫困家庭生活的同时，如果稍不小心，农一代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贫困人群。因为，尽管曾经进城务过工，也挣过钱。但是，他们的所有都已经消耗在农二代身上。而农二代因为生活转型、“身份”转型，也耗尽了所有的财富，无力再对农一代负责。那么，农村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就显得极其重要。不只是进城务工的农一代，没有进城务工、在家坚守的农一代，也是需要政策呵护的群体。这个群体，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与农一代的父辈们相比，他们的后辈都去了城市。而他们的父辈，则由他们守着。农一代，也就成为了被悬空的一代。这就是最严峻、最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