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稳定与高包容性增长成为各国优先发展的要务，中国正迎来一项异常艰巨的挑战：既要想方设法从金融自由化中获益，又要尽可能降低金融自由化引发的负面影响或意外后果。这项挑战需要拿捏好内外部关系，同时也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领域都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无论全球经济处于繁荣高涨还是低迷衰退期，中国始终长期保持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速以及增长态势。现如今，中国正稳步迈入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发展转型期，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转型期”。其增长模式逐步调整为：从拉动外需向拉动内需转型、从公有经济投资向私有经济消费转型、从央行和国家引导信贷向市场导向的私人信贷转型、从债务向非流动负债转型，以及从上行下效的强力指导向自下而上的联合主导转型。金融自由化是这场转型的重中之重，也与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息息相关。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自由化可以为中国吸引更加广泛的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外资在提供经济支持与专业技术的同时不会增加中国债务负担。同时还能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与效率，在经常账户余额出现下降时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更好地管控监管套利风险。不仅如此，金融自由化还有助于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切实履行国际责任，包括与发达国家一道提供质量可靠、福利健全的全球商品。

　　但是同时做到保持可持续且平衡的经济增长、实现金融自由化和保持金融稳定，并非易事。中国政府早已就此问题明确表态，其中就包括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明斯基时刻”的忠告：过于乐观的情绪、过高的债务以及承担更多风险会引发金融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脱轨。作为长期担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这一忠告符合他一贯强调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两项工作是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

　　然而遗憾的是，回顾新兴市场发展历程，其中不乏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转型时期栽跟头的例子。这些国家对金融自由化处理失当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所有前车之鉴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金融自由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国内各参与方必须充分评估当前的金融定位。其中包括：对债务积压退出和信贷权益的合理评估与监控，面向家庭的金融产品种类爆炸式增长，以及影子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中国在这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也是近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完成的“金融部门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强调稳健的制度与可预测的框架很有必要。新近组建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是为强化监管监督而设立的。

　　强化金融教育、加强公司治理、提高资产负债表透明度，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来说都是关键。同时还要慎重开放诸如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技术驱动的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

　　从一家全球保险公司的视角来看，先进的资产与债务管理手段也是金融自由化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基石。回望20年前的欧洲保险行业，偿付体制允许过度的风险承担，且对经济因素的考量非常有限。2000年以来，欧盟保险公司偿付资本监管（Solvency Ⅱ）的制定促使保险行业主要成员逐渐转向更具可持续性、风险调节能力更强的资产配置手段，为新老客户、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他们大力投资先进的资产与负债管理基建、技术，逐步降低保险产品设计过程中的资本密集度，并把它奉为一项企业核心文化。在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引入和新出台的资产负债匹配规定则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决定性步骤。这些努力应该得到认可和发扬，使中国以最好的面貌踏上金融自由化的征程。

　　只要具备上述先决条件，再加上定期评估，那么金融自由化的先后顺序也就不会过于棘手（包括正确搭配微观和宏观审慎措施、合理协调开放资本账户与改革汇率制度）。当今世界，各国高度互联，跨境溢出效应与连锁反应极易发生。鉴于此，在开展上述工作时应与世界各国协调一致，实现金融监督与管理的配合得当。

　　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是一个国家兑现承诺、为国民创造经济福祉与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再排序。但是，谁也不能低估技术的挑战，特别是一些涉及债务积压、风险承担过高的初始条件。

　　为了顺利度过这一关键性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往开来，将过去克服种种挑战、取得骄人成绩的智慧发扬光大：一面紧盯最终目标不断前进，一面高度警惕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磕绊；从其他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在中途敢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有效地纠正错误。这样做不仅关乎中国，更关乎全球。因为在中国继续推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全球体系与之的关联也将越来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