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要解决贸易逆差 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1评论 2018-03-05 09:35:10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韩和元 抢反弹必备短线战法

在当前世界经济好不容易才绽放出一两丝绿芽的当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侵袭才是关键。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吁请特朗普放下他那根糟糕的指挥棒,毕竟他需要接的不是胡佛的棒。

  作者: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韩和元   

  美国的指责

  正如下表可见,近年来中美贸易顺差额持续扩大,这让美国人大为光火。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于2018年1月19日发布了中国与俄罗斯遵守世贸组织(WTO)规则状况年度报告。在这份提呈给国会的报告中,美国首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强硬措辞列举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做法,指责两国违反全球自由贸易规定。

  那么,问题来了。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正如美国人所说的吗?本楼(政经天一楼)楼主却大不以为然。

  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

  (一)美国人特里芬的发现

  本公号(政经天一楼)于2018年2月28日刊发题为特朗普,你接的不应是胡佛的贸易战这根棒的文章,在文章里批评特朗普,其试图解决贸易逆差的努力,其实根本就是旨在于挑起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战。

  文章一经刊发,很多朋友就表达了不同看法。其中一位朋友就发表了与莱特希泽几乎相似的观点:

  你是说美国对中国贸易巨额逆差是正常的了?如果中国尊守当初加入WTO时的关税承诺,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对美巨额顺差吗?不开放的市场总是抱怨别人贸易保护。美国贸易保护也只是针对特定市场主体,就全球贸易而言你这是捕风捉影。

  对于这位朋友的观点,我所预备做的回答是:

  无可否认,其所述的中国因素——中国没有完全履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所做的经济改革承诺,且近年来似乎进一步偏离“市场原则”——客观存在。但我们仍然得指出,上述原因并不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关键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更是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为此,许多美国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他们认为,要想解决其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就必须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本币贬值。为此,他们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与此同时,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想以这种办法来改善其糟糕的国际收支状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签订“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事实上早于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就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但遗憾的是,纵然如此,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逆差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上述两国至今保持着对美顺差。

  问题来,于美国而言,其贸易逆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怪谁呢?难道日本德国也跟中国一样,都不遵守WTO协议要求?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事实上,上述麻烦早于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且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早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就指出美元存在不可解决的两难问题:

  美元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美元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霸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另一方面,随着美元的流出,和持续增长的赤字,会影响美元持有国对于美元信心,一旦有任何波动,会出现恐慌性的抛售。该命题的结论是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不能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来保障。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简言之就是:由于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

  (二)你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品又不让出口,这贸易怎平衡?

  在有关贸易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的很多学术议题,涉及的多是配额、关税和贸易战。其中,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在考查这一原理之前,让我们先弄明白为什么李嘉图要费劲地解释它。根据亚当·斯密的观察,商人喜欢在扶轮社的聚会上大声谈论自由企业。然而,谋求私利却需要与政客们互通款曲,因而商人们常会在国会议员的耳边窃窃私语。在李嘉图生活的那个时代,地主们在议会里交头接耳,并且晃动着他们的钞票,为的是寻求英法战争之后的贸易保护,以抵制谷物进口。

  在战争期间,谷物的价格水涨船高,部分原因就是谷物贸易禁令所造成的结果,而且,地主们对和平之日到来时谷物价格的突然跌落担惊受怕。在议会过道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正在崛起的资本家,他们是工业革命产生的新兴企业家。因为资本家雇用劳动力,他们喜欢看到较低的食物价格,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必被迫支付较高的工资。在这场影响政策的角逐之中,地主们取得了胜利,1815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低于某一价格进口谷物,实质上是给佃农授予了谷物市场的垄断权。英国的词典将“谷物”定义为如燕麦、黑麦、小麦和大麦这样的粮食。因此,该法案被称为《谷物法》。

  正是基于对《谷物法》的思考,李嘉图看到了英国的两个未来:1是与世隔绝的岛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海岛,为外国商品的进入设置重重屏障;2是外向型的贸易者,扮演了“世界作坊”的角色。那么,英国到底该何去何从至关重要。

  李嘉图认为,如果英国真的通过和执行了《谷物法》,也即选择了前者。那么,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将很快会变得羸弱不堪。也就是说,李嘉图显然更为喜欢开放的政策,而支持他这一观点的,是他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指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说,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

  为了便于说明这个复杂的理论,我们试图用一些情境来予以帮助说明。假定一艘开往新大陆(行情000997,诊股)的船遇到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让一贯以笨手笨脚而出名的杰克,随同能干而自信的本一起被冲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不知名荒岛。于当前而言,他们有两项根本任务需要完成:捕鱼和搭建蔽身之处,以此来解决食宿问题,好等待他人来救援。

  假设聪敏的本能用10个小时捕到一条鱼,并且用20个小时建造一个茅屋。而笨杰克在上述工作方面的用时分别是:15和45小时。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理论,那么聪敏的本应当搬离笨杰克,而去自己建屋和捕鱼,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笨杰克做得好。但是,李嘉图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聪敏本与笨杰克两人应该分工协作。

  让我们首先计算一下,如果他们用一半的时间捕鱼,另一半的时间建茅屋,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多少条鱼和建造多少个小茅屋。如果聪敏本花费1000个小时用于捕鱼,他将获得100条鱼,或用1000个小时建造茅屋的话,他将建造出50个小屋。而笨杰克呢?他用同样的1000个小时捕鱼将得到67条鱼,或搭出22座小屋。因此,在该岛上两人合计有167条鱼食用,有77个小茅屋居住。

  但如果他们进行专业分工,情况又会怎样?如果聪敏本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建茅屋上,他将建造100个小屋,如果笨杰克专注于捕鱼,他将带回133条鱼。如此,仅仅通过专业化,该岛的产出就戏剧性地增加了,虽然笨杰克在两个任务上的能力都要小得多。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怎么进行专业化分工呢?让我们再次返回到上述场景里。由于聪敏本搭建一个茅屋所需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花费时间的两倍,每建起一个小屋,他要放弃捕两条鱼。但是,笨杰克建造茅舍的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需时间的3倍,他每建起一个小屋就要放弃3条鱼。因为对于聪敏本而言,建造茅屋所要做出的牺牲较小,他就应当建造茅屋。

  李嘉图证明了个人和国家应当专门从事那些损失相对最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而且,他们因为不能生产某种商品而做出的牺牲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因此,专业分工是依据谁有最小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的。

  李嘉图分析的要点在于:不管贸易伙伴的经济是否发达,自由贸易使得家庭得以消费更多的商品。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李嘉图对《谷物法》是异常反感的,他明白的指出:如果法国农民愿意用比我们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花费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吃法国的食物,并且将我们的时间用于做其他的事情。

  其后,事实的发展证实了李嘉图是对的。英国人在事实面前认识到了自给自足的弊端,它只会让国家迅速变得羸弱不堪。这也让英国人更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虽然也能够生产,但还不如将时间和资源拿出做其他自己拥有更多比较优势的事情呢!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成为一种可能。

  而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里,美国显然扮演着聪敏本这样一个角色,而中国无疑就是那个笨杰克。无论是捕鱼(中低端产业)还是搭建房子(高端产业),美国这个聪敏本确实并不输于中国。但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既然“中国这个笨杰克愿意用比我们自己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鱼’(中低端产业)来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用中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则将这些时间和资源,用于做其他更适合我们做的事情——建房子(高端产业),而不是又去建房子又去捕鱼。”

  但美国人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

  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从中美贸易逆差来看,中国也确实存在着莫大问题。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出口国,而2016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第二大出口市场,占美国农产品出口的15%。

  但正如美国所指控的,中国确实未能在“透明”、“可预见”及“公平”的基础上,管理其关税配额。这确实违反了其在WTO的承诺,伤害了美国的农产品的出口,更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同样的价格获得更高品质的农产品的权利。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但如果把板子全打在中国身上似也不妥,原因端底简单。我们前面说过,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下,美国就是那个聪敏的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分工中,他应该承担的是搭建房子(高端产业)这个工作。而中国这个笨杰克则恰好相反,他将承担的是捕鱼(中低端产业)这个工作。这种结构本可如李嘉图所构想的,真正做到优势互补。但遗憾的是,美国这个聪敏杰克,确实是在搭建房子(高端产业),但同时却又在大搞高端产品禁止出口。问题就来了,你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却死活不肯出口,这贸易你说咋平衡呢?!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重蹈胡佛覆辙——未来可能的局面

  据彭博社2月23日报道,特朗普希望采取美国商务部232调查报告中建议的最严厉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4%的全球性关税,而对进口制品则征收最高10%的关税,后者高于商务部报告中建议的税率。

  而Axios于2月26日则援引白宫内部人士称,因特朗普“想凑整图个吉利” ("it's a round number and sounds better"),钢铁制品关税税率甚至可能高达25%。

  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这一行动,或于其最近的一个人事安排有关。据华尔街日报2月25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白宫顾问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料被特朗普升任为总统助理,在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方面为特朗普献计献策,“直达天听”。

  持贸易鹰派立场的纳瓦罗去年曾一度被“冷藏”,突然“重见天日”释放出白宫决策架构发生变化的信号,以国家经济委员会 (NEC) 主任科恩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派很可能受到冷落。

  进入政坛前,作为经济学家的纳瓦罗一直在鼓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围绕该出题出版过一系列的书籍,例如《死于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和《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纳瓦罗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帮助塑造了特拉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立场,并在大选胜出后随特朗普进入白宫。

  如果说当时尚在“君侧”的班农只是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的最大竞争对手,一度主导新设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 NTC)的纳瓦罗,则称得上是整个特朗普团队中最为强硬的贸易鹰派。

  纳瓦罗话语权的恢复和对白宫议政进程的参与,将把市场对于贸易战可能性加剧的担忧,转化为板上钉钉的政策现实。然而若贸易战爆发,特朗普政府果真能通过全球性关税,拯救自身的“双赤字”吗?

  就特朗普与纳瓦罗的联动,大家可参见本公号的相关文章:是该给川普政府做评估的时候了是该给川普政府做评估的时候了中国——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重心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认为大家还是有必要去翻翻这场戏的脚本的——也就是胡佛先生于1930年签下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久,但不久繁荣终于走到了极限,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对于这样的危机,美国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来予以讨论,他们只是将原因归罪于国际贸易,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提出关税议案。10月,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此时,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企业都要求增加关税保护,以刺激就业。由此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得以诞生。胡佛迫于国会压力于1930年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欧洲各国基于保护本国就业和通货纷纷也不得不采取了美国式的态度,竞相提高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国产业。由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贸易战,其结果是:实行进口管制。原先寄希望通过扩大贸易来恢复全球经济的幻想在各国严格的外贸管制下破灭了,世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为此《美国大萧条》一书的作者罗斯巴德就认为,当时世界经济之所以会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大萧条,与胡佛挥动的大笔所挑起的贸易保护之战有莫大的关联。正是这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反而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参见:美国大萧条一书)

  而再反观今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当前的世界与当时已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势——产业价值链、供应链的全球分布已经使得世界经济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抵抗力更为敏感和脆弱。一旦一个国家首开这样的先河,那么必然的结果是:相应的报复也必然随之而来。一个环节的不畅,带来的或许将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坏死。

  综合胡佛大笔写就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闹剧史,我们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远不只是美国相关法案的通过。更多更大的麻烦将来源于其它国家和行业,基于保护本国本行业,特别是就业而采取报复的连锁反应。

  在当前世界经济好不容易才绽放出一两丝绿芽的当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侵袭才是关键。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吁请特朗普放下他那根糟糕的指挥棒,毕竟他需要接的不是胡佛的棒。

  除此之外,本楼(政经天一楼主)楼主韩和元还想说的是,如果特朗普真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还得从如何进一步放开出口和破解特里芬悖论,尤其是后者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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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贸易逆差 美国 特里芬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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