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比较分析

　　——如何看待省域经济“一城独大”现象

　　纯粹追逐经济总量规模扩张、不计代价追求GDP高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将山青水秀、金山银山还给人民，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是新时代的改革呐喊与行动指南。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新时代、新矛盾的历史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两个方面。“一城独大”是我国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事实上，从省域经济数据比较来看，凡是省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就小，省域内经济发展更均衡，“一城独大”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复存在；相反，凡是在省域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城乡差别就大，省域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而且很容易形成“一城独大”的分化格局。

　　假设剔除四大直辖市，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应该是我国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由于这三省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本文称之为“东部3省”，作为发达省域样本。与此同时，作为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三个省，它们分别是湖北、湖南、河南，这三个省都想成为中部地区的龙头省，对应地，本文称之为“中部3省”，作为欠发达省域样本。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水平、区域经济均衡等三个方面，通过与东部3省比较，寻找中部地区的经济短板、弱项究竟在哪里？

　　一、省域经济实力及发达程度比较

　　本文仅选取四个经济、民生指标来比较省域经济实力及发达程度。

　　（一）省域人均GDP比较

　　比较地区之间的经济总量、块头大小固然重要，但因GDP总量取决于众多因素，比方，行政区划面积大小，常住人口多少，地理位置及自然资源，产业政策及区域政策，创新研发水平等，这使得地区之间GDP总量比较可能失去实际意义。因此，反映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这一指标既可以在国家之间比较，也可以在省域之间比较，它也能从某一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率高低，同时也能反映一个地区人均创造财富的多少。

　　从表一数据看，2016年底，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很显然，东部3省人均GDP均远高于全国水平。其中，江苏人均GDP高达95259元，浙江为83538元，人口大省广东为72787元。其实，剔除直辖市后，这三省就是我国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省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相反，中部3省的人均GDP落差较大。除湖北省人均GDP与全国水平大体持平外，另两省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而且湖南与河南的人均GDP不及江苏省的1/2。这也是东中部地区存在的明显经济差距。

　　（二）省域流动人口比较

　　众所周知，人口流动具有极强的经济规律，一般地，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条件下，社会资源（人财物）的流向，总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中，人口流动是最重要的风向标，尤其劳动力的流动更是财富创造者的流动。所谓“人随钱走，物随钱流”，因为资本是最具有市场眼光的东西。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也是这个道理。经济发达的地区，一定拥有强有力的产业体系支撑，而且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完善，就业机会相对较充分，工资水平及福利待遇也较好。

　　人口与劳动力流向反映的是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及人气，人口与劳动力总是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反过来，净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劳动力供给的质与量就越高，创造的财富总量就会越大。截止2016年底，广东省户籍人口为9165万人，但它的常住人口却达到了1.1亿人，净流入人口高达1834万人，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各地的户籍人口。浙江也有679万的净流入人口，江苏则有219万的净流入人口。相反，湖北省则是271万的人口净流出，湖南更是420万人的净流出，河南省净流出人口甚至超过千万。

　　实际上，广东省是“珠三角”的主要载体，江苏与浙江两省则是“长三角”的最大贡献者和受益者，它们对全国人口流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表一可以发现，东部3省均为人口净流入大省，尤其广东省是全国第一大人口净流入省；而中部3省则全为人口净流出大省，尤其河南省是全国第一大人口净流出省。

　　（三）省域上市公司比较

　　上市公司是民族企业的佼佼者；上市公司是地区经济的产业龙头或产业支撑；上市公司是地方融资、税收及GDP的最大贡献者；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实力的“硬指标”，它基本上不存在“水份”，因为IPO门槛高、审核严，地方政府无法介入或插手整个IPO流程。

　　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则好企业越多，IPO机会就越多。反过来讲，上市公司越多的地区，越能获得更多的再融资机会，同时也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发展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不仅反映了该地区的企业素质及竞争实力，更是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

　　由于我国A股市场IPO门槛高、审核严苛，因此，上市公司数量是一项没有水份的地区经济实力的排行榜。在2004年中小板诞生前，上市公司数量主要反映了一个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水平；而自2004年以后，尤其是自2009年创业板诞生后，上市公司数量则主要反映了一个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

　　从上市公司存量来看，截止2018年2月8日，按注册地统计，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广东572家，浙江417家，江苏384家，三省A股上市公司合计占全国的比重高达39.3％，相当于四成，很显然，粤浙苏三省是A股市场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大受益者。此外，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省份，湖北省仅有96家上市公司，不及广东省的1/5，也不及浙江省的1/4。湖南为103家，河南为78家，中部3省A股上市公司数合计仅有270家，不及东部3省中的任何一个省。这一巨大差距所产生的“马太效应”是不难想像的，因为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的产业脊梁与产业支撑。

　　其实，在2000年底之前，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尚无上市资格，再加上行政审批的IPO体制带有较浓厚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因此，当时中部3省与东部3省的上市公司数大体相当、差距不大。然而，随着IPO体制及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从2004年开始，民营企业逐渐成为A股上市公司主体，中部3省与东部3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不断拉开差距，背后原因就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巨大差距。

　　再从上市公司增量来看，2017年是A股IPO常态化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新股扩容”力度史无前例，东部3省全年新增IPO数分别65家、87家、98家，而中部3省IPO数均不及东部3省的一个“零头”，其中，湖北全年新增上市公司仅为2家，几乎为零。上市公司数是省域民营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没有“水份”的硬指标。

　　（四）省域养老金结余比较

　　养老金结余既是地区财富储备形式之一，也是未来养老金支付的实力所在。

　　大家知道，养老金结余规模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参保缴费人数多少。一般地，人口流入越多的省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多，雇主与雇员缴费能力强，基金收入增长就快；相反，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则参保人数就会减少，雇主与雇员缴费能力就会下降，养老金增长就缓慢。二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有密切关系，人口流出多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就会加剧，在人口老龄化快的地区，养老金支付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缴费增长速度，基金结合就会逐渐减少；反之亦然。

　　2016年底，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36577亿元，广东作为基金结余的最大省份为7258亿元，基金结余较上年净增加1100亿元；江苏和浙江两省基金结余均超过3000亿元，这两省基金结余均较上年净增加200多亿元。与东部3省相反，中部3省基金结余则相对较少。2015年底湖北省基金结余为846亿元，2016年底基金结余降至828亿元；2016年底湖南和河南两省基金结余分别为945亿元和969亿元，两省较上年仅增长数十亿元。更糟糕的是，2016年湖北省竟然成为了中部地区首个养老金当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这样的省份2016年全国共有7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省域企业和个人参保缴费减少，退休金支付超过缴费收入。实际上，养老金结余增减状况，既反映了省域民营企业发展好坏，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人气升降。

　　二、省域产业结构比较

　　从产业结构来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反差，重点反映在就业结构上。

　　先从GDP三产业结构看，东部3省第一产业GDP占比约为5％左右，而中部3省第一产业GDP占比则均超过10％；在第二产业GDP占比上，东部3省与中部3省基本相当，大体处在44％左右；而在第三产业GDP占比上，东部3省均在50％以上，而中部3省则在45％左右。这表明省域GDP规模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的GDP贡献仍在不断下降之中，不过，中部3省的第一产业GDP占比较高，相当于东部3省占比的2倍多。

　　再从就业结构来看，东部3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除广东为20％略多外，浙江和江苏均明显低于20％，而中部3省均高于35％；东部3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均高于40％，而中部3省均未超过30％；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东部3省与中部3省大体相当。

　　与GDP三产业结构相比，劳动力就业结构更能反映省域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且更能反映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及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低。我们从表三就业结构差异来看，再次验证了农村地区的一句大实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东部3省只有两成或不足两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中部3省却有高达近四成的劳动力仍在从事传统低效的农业，这只能说明中部3省工业相对落后，无法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人口，而东部3省正是因为工业发达，它很顺利地消化了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东部3省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重高达40％以上，而中部3省吸纳劳动力的比重较低，除河南刚好达到30％外，湖北和湖南两省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均不足25％。正是因为中部3省工业相对落后，无力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中部3省农业过剩劳动力只能被迫向东部3省的工业转移。由此可见，中部3省的工业化并未有效促进本省域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也未有效推进本省域人口城市化。

　　三、省域经济地区均衡比较

　　城市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重要支点。大中小城市及建制镇是省域经济的一张网，城市带动农村，大城市辐射中小城市，我们需要更多的卫星城镇来包容并推进城市化进程。因此，城市数量及城市规模可以用来衡量某个省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度。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6年末，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此外，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20883个。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划分，100-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增长迅速，达到121个，比2012年增加15个；300-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3个，增加4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增加1个。

　　区域经济地区均衡主要有两个比较指标：一是省域GDP占比最大的前四个城市，它们之间的经济体量差异大小；二是省域最大经济体量的前四个城市，它们的人均GDP水平的差异大小。

　　先从省域前四大城市的经济均衡度来看（见表四），东部3省均不存在“一城独大”的现象，比方，深圳与广州是广东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二者在全省的GDP占比均为25％左右，份额相当，难分大小，这两大城市对于“珠三角”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再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深圳略高于广州，此外，佛山与东莞紧随其后，而且人均GDP也比较高。

　　而在江苏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苏州GDP占比超过省会城市南京6.5个百分点，而且苏州的人均GDP也略高于南京，作为第三大GDP占比城市，无锡也直追省会城市南京，并且无锡的人均GDP水平也略高于南京，这充分反映了江苏省域经济的“多极化”、多足鼎立的均衡发展格局。

　　此外，浙江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杭州GDP占比仅高于宁波5.4个百分点，而且两市人均GDP水平基本相当，第四大GDP占比城市绍兴人均GDP也与杭州、宁波相差无几。

　　与东部3省相反，中部3省都存在较突出的“一城独大”的现象。一城独大是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最重要标志。以湖北省为例，2016年武汉市GDP占全省的比重高达36.9％，人均GDP也高达112302元，而第二、三大城市宜昌和襄阳两市GDP占比均只有10％略多，与第一大城市武汉GDP占比相差25.5个百分点，这是省域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更糟糕的是，襄阳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武汉市的一半，而排在第四位的城市荆州人均GDP却不及武汉的1/3。这表明湖北省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城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湖南省与河南省的“一城独大”现象也比较突出，相比湖北省的情形，则要略好一些。

　　“一城独大”，不仅无法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良性辐射效果，而且很容易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并将周边中小城市的人财物等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因此，“一城独大”的现象，将不利于省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相反，它会拉大省域内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新型城市化要尽量消解“一城独大”之格局，求得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事实上，在省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东部3省，每一个地级市都是一个相对发达的明星城市，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各自不同的产业特色。以广东省为例，一个东莞市就有20多个五星级酒店，截止2017年底，一个东莞市仅在A股市场就有26家上市公司，另有16家企业股票在境外上市，此外，东莞在新三板的挂牌公司已超过200家，相当于湖北全省的一半。除了东莞市，广东省的其他城市也都是各具产业特色的明星城市，比方，深圳、广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潮州、汕头、湛江等。

　　江苏省的许多城市也是全国知名产业特色城市，比方，苏州、南京、无锡、常州、扬州、徐州、南通、镇江、连云港等；浙江省的城市产业知名度也普遍较高，比方，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台州、湖州、嘉兴等。东部3省的地级市不仅在产业上各具特色，而且城乡差距小，经济较发达。

　　相反，在中部3省中，无论是湖北，还是湖南、河南，一些地级市除了历史典故原因或自然风景原因闻名外，由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及企业龙头，再加上产业先进性不够，低端产业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中部3省的地级市相对于东部3省的地级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经济均衡度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区域经济、板块经济正在强化联动效应，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长三角到长江经济带建设，从环渤海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中部地区省份，应该抓住新时代发展机遇，自我强身健体，充分解决省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大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