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浙苏是A股市场最大贡献者和受益者

　　上市公司是民族企业的佼佼者；上市公司是地区经济的产业龙头或产业支撑；上市公司是地方融资、税收及GDP的最大贡献者；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实力的“硬指标”，它基本上不存在“水份”，因为IPO门槛高、审核严，地方政府无法介入或插手整个IPO流程。

　　截止2018年2月8日，按注册地统计，全国省域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广东572家，浙江417家，江苏384家，粤浙苏三省是A股市场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大受益者。此外，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省份，湖北省仅有96家上市公司，不及广东省的1/5，也不及浙江省的1/4。其实，在2000年底之前，湖北省与粤浙苏三省的上市公司数基本相当，只是随着IPO体制及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后，湖北省与粤浙苏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我国A股市场IPO体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行政审批制、核准制及IPO常态化。其间，从中小板的推出，再到创业板的诞生，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每一个阶段的制度演变与进化，都会带来市场生态及受益者的巨大变化。

　　（一）第一个阶段：行政审批制（1990-2001）

　　中国A股市场于1990年底开门营业，直至2000年底，其间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能够改制上市，而民营企业没有资格上市。在这一阶段，每年IPO指标都是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再由各省级政府决定本省哪些企业可以优先上市，并由省政府将企业名单上报给证券监管部门审批。

　　在这一阶段，IPO指标完全被国有企业垄断，不仅IPO指标在全国各省之间平均分配，而且新股上市挂牌在上交所与深交所之间也是平均分配的，你挂牌一家，我就要挂牌一家。

　　因此，从1990年至2000年底，上交所与深交所每年新增挂牌的公司数量基本上是相等的，两市的上市公司总数也是绝对相等的。与此同时，湖北省与广东、浙江、江苏四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也相差无几。这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在A股市场的最后残留。

　　（二）第二个阶段：核准制（2001-2016）

　　从2001年开始，IPO体制从行政审批制转向核准制，IPO申请上报不再由地方政府推荐，而是改由券商保荐，这是IPO体制的重大变革。从此，地方政府退出IPO流程，并首次允许民营企业IPO。2001年用友软件成功IPO，这是第一家在A股市场堂而皇之IPO的民营企业，从此A股市场向民营企业打开了IPO大门。当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湖北的民营企业发展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拉开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不过，由于原有主板IPO门槛过高，民营企业的块头很难与国有企业比拼，从2001年开始，深交所暂停A股IPO业务，专心研发并推动“创业板”计划，上交所则开始独家接手所有A股IPO业务，这一格局一直持续至2004年6月。

　　在2001-2003年深交所推出创业板未果的情况下，2004年6月深交所被迫改推了中小企业板（简称“中小板”），至此，民营企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专板”。

　　在中小板推出前的2003年底，广东省在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共有141家，浙江省共有63家，江苏省共有79家，湖北省共有57家，由此可见，那时的湖北省上市公司数与浙江、江苏两省基本相当、差距不大。

　　但自从中小板诞生后，民营经济发达的粤浙苏三省成为最大受益者，而民营经济落后的湖北省基本上很难从中受益。尤其是2009年深交所又成功推出创业板，这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舞台。为此，创新型经济较为发达的粤浙苏三省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创新型经济欠发达的湖北省再次落后于人。

　　从2004年至2015年底，广东省在中小板与创业板IPO总数合计为209家，浙江省为147家，江苏省为129家，湖北省却仅有19家。这就是十年间四省民营企业发展的巨大分化与天壤之别！这是没有水份的数字，它最能代表各省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与实情。

　　不过，在这十间，每当市场走势低迷，证监会就会下达“暂停IPO”的命令：

　　（1）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证监会下令“暂停IPO”5个月；

　　（2）2005年5月至2006年6月，证监会下令“暂停IPO”13个月；

　　（3）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证监会下令“暂停IPO”9个月；

　　（4）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证监会下令“暂停IPO”15个月；

　　（5）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证监会下令“暂停IPO”4个月。

　　十年间证监会5次关闭A股一级市场，暂停IPO时间长达46个月，约合3.8年。这是A股市场低效、无效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如果没有这5次暂停IPO，湖北省IPO数与其他三省差距将更大。

　　（三）第三个阶段：IPO常态化（2016-未来）

　　从2016年刘士余主席执掌中国证监会后，他首次明确指出：“股指稳定和融资力度不能对立，没有IPO数量的提升，资本市场一些丑恶现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数量上去了，壳的价格不就下来了吗，还炒壳吗？”这是证监会主席首次明确对“暂停IPO”的潜规则说“不”！他第一次打破了中国股民20多年一贯制的心理预期：凡股市下跌，股民齐声叫喊“暂停IPO”，机构与媒体以大众舆论相挟持，证监会被迫下达“暂停IPO”的行政命令。这是一种市场潜规则、恶规则的“死循环”，似乎无人能改变，股民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预期。

　　然而，我们必须敬佩并感谢刘士余主席，是他第一次打破了“暂停IPO”的股市潜规则，这是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魄力与智慧的。由此可以断定：中国证监会再也不会轻率而随意关闭A股一级市场。在我国香港及国外股市，当严重金融危机爆发时，它们也只会短暂地关闭二级市场，而不会刻意关闭一级市场。在这一点上，A股市场终于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更令人振奋的是：从2016年11月开始，A股IPO核准每月从两批改为四批，月均IPO家数维持在30家以上。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IPO节奏，更是IPO审核体制的重要变革。这就是所谓的“IPO常态化”，即IPO节奏不再因市场涨跌而受到直接行政管制。这不亚于一场IPO体制的革命，它也是证监会承诺不再干预IPO节奏之后的又一重大进步举措。

　　与此同时，IPO审核重心从对发行人投资价值的实质性判断，转向对发行人IPO材料信息的合规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审核，从而淡化实质性判断，给投资者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IPO材料及招股说明书。这才是投资者最需要的投资决策依据。这才是IPO审核的反璞归真！

　　当IPO审核不再是“海选”机制的“选美”，而是变成更加高效的IPO信息打假，这也使得IPO审核效率大幅提升：原先IPO排队时间一般需要3年，现在仅需要一年半左右。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IPO排队的巨大时间成本及不确定性，这是对IPO申请企业的最大尊重和保护。

　　在IPO常态化的两年（2016-2017）中，过去令人头痛的IPO“堰塞湖”问题迎刃而解，IPO排队时间大幅缩短，IPO审核通过率不再是过去90％左右的标准水平线，今天的IPO审核通过率开始出现双向波动，IPO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机制也开始发挥作用，真正有实力的企业都可以上市，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也拥有了平等的IPO机会。这才是IPO常态化后的一种正常市场现象。

　　很显然，在IPO常态化的市场环境下，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又成为了最大赢家。仅仅2016-2017这两年，广东省在沪深两市新增上市公司共计150家，浙江省新增上市公司120家，江苏省新增上市公司108家，而湖北省新增上市公司仅为11家，不及前三省的1/10。这是省域之间民营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一数字应该是最能反映不同省域民营企业发展水平的“硬指标”，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地区差距。

　　众所周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上市公司就越多；反过来，上市公司越多的地区，它就越能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例如，人才、资金、市场等。这种马太效应也会放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因为上市公司越多的地区，可能为地方经济带来更多的产业支撑、就业支持、GDP及税收贡献。这是一种正向良性循环，强者恒强。从表3可见，2014-2016年三年间，广东上市公司从深交所A股募资额总计高达4595亿元，相当于湖北省的7倍多；浙江和江苏两省上市公司从深交所A股募资分别高达2448亿元和2187亿元，相当于湖北省的4倍和3倍多。事实上，广东、浙江、江苏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们不仅为中国股市提供了大量优质的上市资源，同时，它们也是中国股市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贡献率与受益面也就越大。相反，像湖北省或民营经济较落后的省份，就很难有太多的民营企业上市，也就无法从中国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益处。这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但它遵从的却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