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鲜明的楼继伟，其演讲时常引发激烈争论。这次也不例外…

　　楼继伟

　　财经体改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任上海体改委副主任

　　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中投董事长

　　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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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鲜明，屡有直率观点引发热议

　　1 月 28 日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这次，楼继伟又抛出了哪些有趣的论战话题呢？

　　论点之一：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相当大。

　　楼继伟似乎挺喜欢判断概率。

　　2015 年，他在清华演讲时预测：

　　“中国在未来的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次，他又瞄准“灰犀牛”预测了一把。

　　2017 年 7 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提出警惕：“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表明高层对风险的担忧。

　　十九大期间，一向说话含蓄的周小川更是直言：

　　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按理来说，金融并非楼继伟以往关注的重点，但这次楼继伟选择了“跨界进言”且攻势相当猛烈：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 MBS、CDS、CDO 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楼部长，够直率！

　　论点之二：还是分业体制好？

　　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保持严格分业监管体制的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80 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混业趋势不断加剧。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金融混业成为新现实。

　　相比之下，中国银、证、保长期泾渭分明。

　　不过，最近几年，在互联网金融、金融创新推动下，混业、跨界趋势不断加剧。

　　楼继伟说：

　　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 P2P 、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

　　早在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谈到了综合经营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可见，中央的判断是：金融综合经营是趋势，金融监管体制必须改革以适应综合经营。

　　这一思路在 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体现更为明显：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

　　因此，中央的方案是走向“功能监管”（即按金融产品本质功能而非行业来监管），从而适应金融混合的“既成事实”。

　　不过，楼继伟却抛出了一个新问题：

　　是让金融监管适应混业经营，还是消灭混业经营重回分业体制？

　　楼继伟说：

　　“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

　　上世纪 90 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

　　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7 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 1 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 IMF 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论点之三：防范灰犀牛，看得到未必做得到。

　　楼继伟认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灰犀牛）。

　　其实，早在 2015 年初“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访谈中就点出了这些关键风险。

　　顾名思义，“灰犀牛”的棘手之处，不在于你能否看到犀牛，而在于能否及早采取行动（参见本号文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杀出来的“灰犀牛”，本文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早解读“中国灰犀牛”的文章）。

　　《灰犀牛》作者 米歇尔·渥克说的深刻：

　　灰犀牛威胁论的核心矛盾在于，当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我们会感觉手头紧迫，无暇顾及，所以致使防范措施搁浅；当危险真正来临，损失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此刻，我们虽然有应对灾难的财力物力了，但无论我们是想减少损失，还是想事后收拾残局，其费用都会是天文数字。

　　楼继伟借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表达了内心的忧虑：

　　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 2006 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论点之四：真的减税了吗？

　　最近几年，从学者到企业家，呼吁减税的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减税的实施，更加大了中国减税的迫切性（参见本号文章：不该减税的美国减税了，最该减税的中国还等什么？）。

　　楼继伟并不否认减税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

　　但是，楼继伟认为已经减过税了：

　　在减税方面，2017 年全年财政收入 17.3 万亿元，增长 7.4 ％。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 10.5 ％（ 6.9 ％ + 3.6 ％平减指数）的名义 GDP 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 17.8 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 5000 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

　　这一说法，带有明显的自我辩护色彩。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被寄予厚望的财税改革并未破局。

　　当然，楼继伟也承认减税空间依然很大：

　　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